受東亞金融危機與內需不振雙重影響，大陸經濟成長自1997年下半年起即有趨緩跡象（註1）。1998年第一季經濟增長創6年來新低（7.2%）的表現（圖一），已引發國際間對大陸經濟發展的爭議。首先，第一季大陸經濟實際表現，與「人大」全年成長8%目標，以及1998年4月6日朱鎔基公開估計第一季成長7.5%，均存有落差（註2）。以下就大陸經濟前景的有利及不利因素作分析，其中最重要因素為投資所需資金的籌措管道與數量能否順利拓展（註3）。目前大陸指向私部門資金的運用，但此種作法仍有潛在困難。
工業生產總值成長（8.2%）遠低於以往同期10%以上的表現，為經濟增長減緩主因。惟此一結果在中共為改善部分「國有」部門虧損（如紡織、煤炭等）實施「限產壓庫」下應可理解，未來或有助於「國企」經營效率的提升。
在1997年基數較低下（-71.5%），協議外商直接投資成長率略有回升（10.1%）；而實際外商直接投資（9.7%）與出口（13.2%）在東亞各國貨幣遽貶威脅下，表現已較各界原先預期為佳（1997年全年分別為8.5%、20.9%）。尤值強調者為國際收支帳仍保持盈餘，1,406億美元外匯儲備為朱鎔基於「歐亞高峰會」承諾人民幣不貶值的「貢獻和犧牲」提供較佳保證（註4）。
大陸貨幣供給與信貸增長已明顯高於經濟成長（1998年3月M2與貸款均較去年同期增長15.4%）；1998年3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將存款準備率由13%下調至8%，銀行利率亦再次微幅下調，顯示為配合刺激內需，其貨幣政策已逐漸趨向寬鬆（註5）。
大陸房地產閒置問題（註6）及其與大陸金融體系不良資產的關聯性仍存，惟於各地住房改革先後開展（註7）以及「國有」銀行加快信貸投放進度下（註8），房地產景氣似有扭轉之勢（註9）。
由於大陸物價水準仍然極低（商品零售價較1997年年同期下滑1.5%，居民消費價上漲0.3%），亦提供大陸採行刺激國內需求，進而擴大就業並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空間。
大陸對引導民間資金投入重點領域（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進口新技術裝備進行企業改造、環保、新興服務業、房地產），以及拓寬投資籌資來源（註13）仍具相當自信。但若許多領域市場未能完全開放，致民間參與意願低落，拓寬籌資來源進展亦不若預期（註14），則鉅額基建資金來源仍需由「國有」銀行與各項產業規費稅收（如電費、水費、通行費等）支應，這不但對原本體質已不甚健全的金融體系造成沉重負荷，各項稅費提高更可能對社會安定產生不利影響。
在大陸對「公有制」的堅持下（註15），「國企」改革恐非僅止於經營效率（1998年首二月營利衰退80%）降低與帳面失業率（登記失業率3.1%）提高的問題，許多下崗職工寧願每月領取較低補助並享有一切福利，與「國企」關係仍未切斷，欠缺再就業動力（註16），如大陸未能提供誘因以加快職工分流速度，對於再就業工程的進展（註17）、人力資源運用、以至於服務業等新經濟增長動力的發展或將產生遲滯的效果（註18）。
「中國人民銀行」在面對大陸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問題時，態度已較過去開放許多，惟此一難題係制度問題及長期積累的結果，實際狀況難以精確估計。在大陸金融制度朝國際慣例接軌之際（註19），仍須謹慎因應內外衝擊可能造成的不良後果。
因應措施：大陸經濟在歷經持續2個季度的走低後，1998年經濟形勢似乎並未較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時更加明朗。綜合「中國社科院」、「國家統計局」與北京大學等單位的研析意見，今年大陸仍應有機會達成預定經濟增長目標（註20），但在持續採取宏觀調控措施，「國企」問題在改革推進下逐漸暴露，以及東亞經濟情勢依然欠穩下，大陸總體經濟（註21）的困難度已顯著提升。因此中共極可能針對後三季經濟表現，對經濟政策作出較以往更為立即明確的調整：
朱鎔基就任後已提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施政理念，若能使「強中央」與公私部門職能分明的概念得以具體落實，則中央宏觀調控與財政支付能力（1997年全國財政收入占GDP的11.6%；占全部財政收入的55.8%）的增強，以及市場經濟資金的有效轉換（註22），或足以因應改革所需。因此若大陸在消費、外貿等方面仍保持平穩，中共除將持續引導市場經濟部門（例如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私營企業等）朝向其所支持的重點領域進行投資外，大陸進一步（但有限度地）採取改變政府職能、推動「國企」改革、建全金融市場等措施的可能性亦將提高。
若後三季經濟表現仍不如預期，則在避免大量失業以維持社會穩定前提下，大陸仍有進行擴大財政支出、投資減稅、增加貨幣供給、調降利率等政策的空間。惟擴張性政策或將導致提升企業經營效率及維護金融秩序等既定經改目標，其執行進度可能稍緩，但應不致停頓。
註1一些外國傳媒甚至據此稱大陸已步入「衰退期」，但大陸經濟學家劉國光與香港東方惠嘉證券首席分析員Michael J. Taylor並不同意此一看法，認為大陸經濟雖面臨一些困境，但仍具資源財力解決困難，且外國傳媒評估方式並不正確。參考"China's Coming Recession"，The Economist，1998.5.2-8，p.11；「新華社」，1998.5.5；信報財經新聞，1998.5.7，10版。
註2朱鎔基預估第一季經濟成長7.5%係於訪問法國期間所發表。此外，大陸傳媒與國際媒體近來對大陸統計數據品質再度發出質疑。更準、更快、更全：調正統計晴雨表，人民日報，1998.4.26，4版； "China：Gradual Economic Reform Presupposes Growth"，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8.4.28，p.8）
註3如「計委」投資研究所張漢亞主張將1998年投資增長控制於18%-22%區間內，已較原定10%目標高出許多。「新華社」，1998.4.8。
註4朱鎔基，加強互利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第2屆亞歐會議講辭，1998.4.3。
註5由於大陸物價仍處較低水平，實際利率高，因此名目利率似存有進一步調降空間。參考
臺灣聯合報引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報告內容，1998.5.7，13版。
註6如上海商業辦公大樓空屋率預計將達60%-70%，近10年興建辦公室較香港40年來更多。"East Asia's Whirl Wind Hits the Middle Kingdom"，The Economist，1998.2.14，pp.29-31。
註7 "Home Economics"，The Economist，1998.4.18。
註8如建設銀行今年將新增1,000億元信貸用於住房等項目。「新華社」，1998.5.4。
註9首季全「國」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4.1%。「新華社」，1998.5.5。
註10如大陸經濟學家樊鋼鼓吹人民幣適度貶值以紓解出口競爭壓力。香港大公報，1998.4.12；
臺灣工商時報，1998.4.13，7版。
註11「中國人民銀行」2月下旬已對34個城市進行城鄉居民儲蓄問卷調查結果。「新華社」，1998.4.2。
註12樊綱稱大陸面臨「通貨緊縮」，放鬆銀根與降息效果不大。惟是否如此似需進一步驗證。同註10。
註13包括銀貸、發行長期建設債券、調整基礎設施收費、基礎設施股票上市、利用外資、BOT、項目融資等。「新華社」，1998.4.13
註14依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沒有適合投資項目以及沒有合適籌資方式為企業投資增長乏力主因。銀貸與自我積累仍是主要籌資渠道。「新華社」，1998.4.14。
註15朱鎔基在四月赴歐期間明確對外宣示「國企」改革絕非私有化。
臺北駐英辦事處，朱鎔基應「中」英48家貿易集團邀請在倫敦市政廳演講內容及答問，1998.4.1。
註16大陸就業理論專家馮瑞蘭稱大陸失業率攀升關鍵因素之一為下崗職工就業觀念問題。香港星島日報，1998.3.30；
臺灣中央日報，1998.3.31，8版。
註17再就業培訓開支將成為今後幾年消費重點。「新華社」，1998.5.5。
註18「外經貿部」龍永圖認為大陸服務業已具擴大開放條件。「新華社」，1998.5.5。
註19大陸已開始施行新的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新華社」，1998.4.27
註20同註5。並參考「新華社」對1998年春季「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的引述，1998.4.27。
註21大陸學者胡鞍鋼稱「較高成長、較低城鎮失業率」為現今首要目標，可能需時4-5年方能達成。「新華社」，1998.4.5。
註22大陸「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邱曉華稱民間持有約4,000億元人民幣應得以轉換成為投資，而達成8%經濟成長目標需6,000億元有效需求。香港「中國通訊社」，1998.2.27。
二、大陸知識分子呼籲中共加速推行政治體制改革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前後，大陸知識分子要求中共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此落彼起。1998年3月「兩會」之後聲浪又起(見表一，p.8)。國際媒體(Far East Economic Review，1998.3及Newsweek ，1998.4.13)稱之為「北京」之春（見p.11節譯）。
早在1993年，繼魏京生等之後，敢於冒中共大不韙，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首先是民運人士楊週和秦永敏，他們發表「和平憲章」（草案），明白揭示多元化民主政治改革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必然，要求中共拿出誠意，從上而下地進行政治制度的轉變（聯合報，1993.11.16）。
1995年5月，大陸知名高級知識分子發表「『六四』六週年呼籲書」，題為「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簽名者有科學家王淦昌、北大教授周輔成等45人。（九十年代，1995.6,p.76）
過去類此呼籲，雖聲浪不斷，但均遭中共視為叛逆，力加壓制。如楊週、秦永敏即曾遭逮捕。而近一年來，大陸知識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的活動，則益趨積極。他們通過種種形式，提出要求中共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其中，有的寫書、寫文章；有的上書江澤民、上書「人大」、「政協」；有的向國內外記者、政要表達自己的主張；有的則邀集意見領袖舉行座談會，如針對政論性新書「交鋒－當代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座談會；海耶克經典著作座談會；及「方法」雜誌第三期刊出「關於法治、民主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筆談即是。在這類座談會，不僅可以聽到尖銳火辣的「政改」言論，而且可以發現「政改」理論多有新的突破。茲將近期部份大陸知識分子重要「政改」言論分列如次：
表一 大陸「政改」呼籲事件（1997.4-1998.4） 1998.5 製表
| 姓名 | 要求改革主題 | 時間 | 資料來源 |
|---|
| 李黎（清華大學教授） | 普選及直選國家最高領導人。 | | 「政治體制問題」，許明主編，關鍵時刻─當代中國亟待解決的二十七個問題，1997.4。 |
| 商德文（北大經濟系教授） | 進行政治改革，直選國家領導人。 | | 香港南華早報，1997.8.6。 |
| 于光遠(經濟學家) | 對商德文意見公開贊成 | 1997.8.6 | 香港南華早報，1997.8.6 |
| 王 玨(中央黨校教授) | 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 | 1997.8.6 | 中國時報，1997.8.16 |
| 秦永敏（武漢） | 致函江澤民，要求進行省級與中央官員普選，保證街頭抗議及罷工的自由。 | 1997.8.12 | 本會資料。 |
| 李君如（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 | 接受訪談時表示中共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衝破「姓公姓私」的思想障礙。 | | 中央日報，1997.8.14。 |
| 林牧（前總書記胡耀邦秘書） | 發表公開信，呼籲推行民主政治及重新評價六四天安門事件。 | 1997.9.1 | 本會資料。 |
| 劉 吉(「社科院副院長」) | 人民政治參與意識增強，乃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 1997.9.1 | 中國時報，1998.4.14 |
| 鮑 戈(上海民運人士) | 反對個人崇拜和專制 | 1997.9.8 | 中央日報，1997.9.9 |
| 秦永敏（武漢），徐文立（北京），王希哲（美國），盧四清（香港） | 聯名發表「告全國工人同胞書」，強調工人有權成立獨立的工會。 | 1997.12.22 | 本會資料 |
| 徐水良（南京） | 提出「中國改革簡綱」，建議大陸當局先用五年時間實現言論結社自由，再花五年時間實現民主。 | 1997.12.29 | 本會資料。 |
| 沈慶良（安徽） | 發表「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之呼籲書」 | 1998.1.2 | 本會資料。 |
| 林慶書（福建） | 上書喬石，要求喬石於「人大委員長」屆滿前，央制定新聞法、遊行示威法、罷工法及結社法。 | 1998.1.7 | 本會資料。 |
| 方覺（前福州市計委副主任） | 提出「中國需要新的轉變─民主派的綱領意見」，要求大陸當局澈底平反六四，實現縣以上「人代」直選，以及新聞出版和結社自由。 | 1998.1.11 | 中央日報，1998.1.14 |
| 李慎之（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 發表「也要推動政治改革」，呼籲不要固守「人權首先是生存權」，改採「人權即公民權」，並認真推進政治改革。 | | 改革雙月刊，1998年第1期，1998.1.20。 |
| 秦永敏（武漢） | 致函李瑞環，要求出席三月舉行的「政協」會議，主張逐步開放黨禁、報禁，自下而上進行民主選舉，成立憲法法院。 | 1998.1.31 | 本會資料。 |
| 董輔礽（經濟學家） | 接受中國經濟時報專訪時稱：市場經濟要求改革政治體制，包括：政府機構和職能要適應經濟體制需要，法制及民主。 | | 「中新社」，1998.2.19。 |
| 馬立誠、凌志軍（人民日報評論員） | 出版交鋒，披露大陸內部理論界左右兩派交鋒的過程，展示和批判1994年以來左派萬言書（據報導劉吉為總顧問，該書已為北京官方文書）。 1.1998.2.27北京舉行海耶克自由憲章之討論會（據報導由經濟學家毛宇順所邀請），海耶克的通往自由之路，自由秩序原理二本書出版解禁。 2.比較經濟與社會制度雜誌1997年刊出一篇關於河南縣級人大選舉的報告，認為公平的選舉能夠抒發下層的壓力（汪道涵認為該報告值得閱讀）。 3.1998年3月方法雜誌計劃出版一篇有關呼籲中共黨組織與政府及軍隊分開的文章。 | | 新聞週刊，1998.4.13 遠東經濟評論，1998.4.2； 中國時報，1998.4.14。 |
| 沈寶祥(中央黨校教授) | 呼籲創造民主與自由言論的空間和氣氛 | 1998.4 | 法國廣播電臺，1998.4.14 |
| 軍 方(政革派) | 要求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文化多元化、軍隊國家化 | 1998.4 | 法國廣播電臺，1998.4.14 |
軍 方(政革派) 要求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文化多元化、軍隊國家化 1998.4 法國廣播電臺，1998.4.14
資料來源：1.本會綜合整理。 2.部份資料尚付闕如。
從歷史上看，此次大陸知識分子政改言論，實為過去大陸知識分子「政改」言論的再現。長期以來，此種言論，乃隨當時政治環境及氣氛的變化而有起伏，當大陸採寬鬆政策，知識分子就抬起頭來大膽鳴放，反之，則噤若寒蟬。這種情形，已經經過多次的循環。
特點：而此次大陸知識分子所以發出「政改」呼籲，可能由大陸內部改革派呼聲所引起。因中共面對極左派堅持「以公有制為主」的馬列理論難以打破，故有「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倡議，隨之並有「十五大」之「國企」股份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其倡議者如劉吉，即為江澤民智囊；如于光遠即為反極左派的改革派。隨大陸當權派的倡議，繼乃有知識分子的鳴放。惟大陸知識分子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與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顯然不同。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僅止於機構精簡，效能提昇，本質上仍為「社會主義民主」；而大陸知識分子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則為揚棄大陸一黨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實現普選國家領導人。兩者南轅北轍，理念與實質，均有極大差距。
原因：最近「政改」呼聲有以下可能之原因
目前大陸正極力宣揚「民主」，以圖改變國際形象。如中共宣傳基層選舉的「村民自治制度」，此即「民主」（「新華社」，1997.11.24），並邀請美國學者前往大陸基層參觀訪問及舉辦「村民自治制度」建設國際學術討論會（「中新社」，1997.11.21）。
朱鎔基任「總理」務實之形象。在1998年3月19日記者會上對大陸民主化問題之答覆給人開明之印象。
江澤民之言論。他在訪美時，在洛杉磯更宣稱：「下個世紀中國將成為民主國家」（澳州廣播電臺，1997.11.3）。
研析：在這宣傳中，如不分辨「民主」的語意學內涵，則極易導致觀念混淆。因中共「十五大」發言人徐光春曾宣示：「中國絕不會倣效西方的民主政體，因為事實證明，西方民主並不是一個萬靈藥。」（法國廣播電臺，1997.9.12）。因此，大陸知識分子期盼的「民主」的到來，尚有一段艱辛、漫長的歷程。
| 「北京」之春（節譯自Matt Forney,遠東經濟評論,1998.3,pp.20-22；George Wehrfritz,新聞週刊,1998.4.13,pp.12-17） 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76歲）在1998年1月改革雜誌發表「也要推動政治改革」，說明大陸政治改革的推動將決定經濟改革的成敗。自從李慎之的文章之後，許多雜誌文章呼籲直選，教授們組織會議探討政治改革。目前看來，像是自1989年以來最溫暖的春天。在三月中旬，朱鎔基在就任「總理」的記者會上，他也贊成選舉的原則，這是多年以來，中共內部並未面對政治上的定時炸彈。 目前的辯論和1980年代的辯論迥然不同，當時中共黨內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分裂，現在這些要求改革的學者自稱為自由派，他們的主張包括：大陸目前的政府組織是為了管理已經漸不存在的計畫經濟，官僚龐大且貪污，所以必須予以縮減；這些改革都需要選舉、法律體系及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自由派的想法與兩年前新權威主義者不同，他們並不要權力集中在「北京」。朱「總理」的新政策和他們的看法不謀而合，但對於許多自由派學者而言，朱就太過於保守。李慎之在他的文章中，要求大陸儘快採取人權及公民權的世界標準。大陸「北京」地質大學最近一場演講,受邀的經濟學家毛宇順（70歲）呼籲：市場經濟不能離開個人自由,我們所要的就是人權。毛的新書中國道德的前景,一年前尚備拒絕出版,但目前這本書已賣出25,000本。他並於2月27日在「北京」邀請學者參加耶克自由憲章之討論會，而1998年3月方法雜誌計劃出版一篇有關呼籲中共黨組織與政府及軍隊分開的文章，比較經濟與社會制度雜誌1997年刊出一篇文章要求以民主確保廉能的政府，汪道涵認為該報告值得一讀。 但是這些評論的出版還是有限制，北大經濟系教授商德文在1997年發表一篇文章，要求三權分立式的政府，但目前仍無法找到出版商，「北京」異議人士徐文立也遭大陸當局的留置詢問,這種直接要求政治改革的呼籲還是需要中共高層的支持。江澤民1997年10月訪美後,大陸官員不再將美國視為意識形態的敵人。朱鎔基在面對亞洲金融風暴的坦誠,也使得大陸內部要求自由、透明與法治的呼聲振振有詞。錢其琛表示考慮簽署聯合國政治與公民權力公約也引發內部人權的辯論。自由派學者認為江澤民最近釋放出三個訊息，1月他告訴中央紀律委員會，亞洲的政府過於封建，這是中文「專制」的同義詞；在2月，他要求在12月舉行鄧小平改革20週年的紀念；在3月，他告訴一群專家要他們更加地自由，就像鄧小平在1980年代鼓勵改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些事件會在5月北京大學紀念百年校慶時達到高峰。而在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等所著的交鋒一書中,披露大陸內部二十幾年來理論界左右兩派交鋒的過程,展示及批判1994年以來左派萬言書,據稱「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吉為該書的總顧問,而江澤民與其幕僚在書中認為是支持政治改革,雖然這並不代表江最終會與其前幾任領導者傾向自由派。 |
三、大陸統計作業自我檢討
人民日報1998年2月26日第4版文「更準，更快，更全：調正統計『晴雨表』」公開批評政府人員統計作業「弄虛作假，不容輕視」。一方面顯示大陸官方數字仍有虛假之成份。另一方面也顯示朱鎔基主政之作風。
大陸「國務院」所屬「國家統計局」會同「監察部」、「法制局」（現已改為「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月前聯合舉行「全國統計執法大檢查」，以求明悉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結果查出「統計違法行為」60,000多起，其中虛報、瞞報、偽造、篡改統計資料佔56.7%；拒報、屢次遲報統計資料的佔18.4%；其它統計違法行為佔24.9%。據「國家統計局政策法規司長」說，這60,000多起算是比較輕的，另外「主案查處」了15,000多件情節嚴重的「統計違法案件」；當事人要受行政或刑事處分（瞭望新聞周刊，1998.4.13，pp.10-16）。
據被徵調參加「檢查」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強說，統計中虛報、瞞報、造假的現象，在縣、鄉、村三級是普遍的，很多地方的統計數字是糊塗帳，基層單位一般都有兩本帳，一本對上，一本自己用。報統計數字不是根據事實，而是看對本身有無利益：如果事涉利潤、稅收，就儘量瞞報、少報；如果多報能獲「表揚」，就多報。整個情況是「村騙鄉，鄉編縣，一級一級往上騙！」。
大陸高層也明白，統計數字普遍造假的根由，在於「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政風，即當官的只要向上報出好看的數字，就會被提拔重用。有的地方把「完成或超額完成經濟工作任務」當做升官的唯一條件，因而當事人便以虛報統計數字的手段，來達到升官目的。。
1958年時，大陸曾發生過一次全面性的統計數字競相造假，造成極嚴重的社會性災難，大陸同胞為此付出了數以千萬計的人命代價。事後大陸曾為此痛加檢討，引以為戒，並因此而優先制頒了「統計法」，1996年更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將該法加以修訂。現在事實證明，該法的權威並未確立，「統計」仍被兒戲對待。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統計數字，有「水分」是必然的。
四、黃河斷流顯示大陸缺水危機（「新華社」，1998.3.20）
大陸第二大河黃河，於1972年發生第一次「斷流」，即河水在未入海前即告乾枯。到了1990年代，已惡性發展到年年斷流，且斷流河段及時間不斷延長。據設在黃河三角洲上的東營市的利津水文站統計，1994年斷流3次，累計斷流75天；1995年斷流2次，累計120天；1996年斷流8次，累計128天；1997年斷流13次，累計226天；今(1998)年截至2月24日止，55天中已斷3次，累計44天。1997年全年來水量僅18點8億立方米，為多年來水量平均的5%。1997年至1998年首次發生跨年度斷流。缺水已嚴重危害了黃河流域經濟活動，造成了嚴重損失。
大陸將黃河斷流的主因歸咎於自然因素，把「人為破壞」列為次要，僅承認「在資源開發和基本建設過程中，大面積開挖，損壞了地貌，尤其是薪柴、草皮、秸桿等消耗過大，使植被資源難以恢復，草場退化嚴重」，而未觸及外界公認的1950、1960、1970年代無限制鼓勵人口增長，及長期對水源涵養林地濫伐等政策性失誤。
枯水問題並非黃河獨有，在大陸是個全面性問題，各地區及大河道缺水只是程度不同。據大陸統計，大陸人均年水資源佔有量僅2,300立方米，是世界上13個貧水國之一 ，而水資源的80%用於農業灌溉，若缺水狀況繼續惡化，首當其衝受負面影響的便是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
美國的環境保護組織「世界觀察」注意到大陸缺水問題，它最近發表的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的缺水威脅到糧食生產，日益發展的城市化和現代化，加劇了城市和農村的水資源競爭，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的糧產將大幅下降，此將導致大量進口糧食，引發世界性糧食危機。
大陸至今仍未從治本方面考慮缺水危機，而一直在做「南水北調」的各種評估，擬議中的「調水」路線有東、中、西三條，東線是從江蘇揚州附近的長江，以每秒1,000立方米抽水，經1,870公里輸水道輸往北方，年供水量153億立方米；中線是從漢江引水，經1,389公里水渠，每年引水145億立方米到河南、河北、天津、北平四省市；西線是從長江上游鑿隧道穿過巴顏喀拉山往黃河，年調水195億立方米。三者的預估工程費分別是75億、548億、1,567億人民幣。大陸水利界人士認為從東線引水較有可行性。但這一切至今尚止於議論。
五、中共黨校召訓民主黨派領導人士
中共中央黨校舉辦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理論與實踐研究班」，於3月30日開訓，4月17日結束。參加研究班學習的有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包括7個黨主席。「九三學社」、「工商聯」主席因年邁由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主持開訓，強調堅持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李瑞環到校講話，承認統一戰線確實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在九屆「人大」、「政協」兩會落幕不久，開班召訓民主黨派領導人，探究其原因，應是民主黨派領導人在「人大」、「政協」的選舉中，獲得高票，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並可能使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面臨挑戰。故中共迅即行動，對民主黨派領導人進行教育，以資防制。
大陸有8個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代表私營經濟）。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政協」是民主黨派的主要舞臺，在「人大」也可扮演配角。此次被中共提名任「人大副委員長」者有：民盟（民主同盟）主席丁石孫、民革（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何魯麗、民進（民主促進會）主席許嘉璐、民建（民主建國會）主席成思危、九三學社主席吳階平、農工民主黨主席蔣正華。任「政協副主席」者有：致公黨主席羅豪才、臺盟主席張克輝、工商聯主席經叔平。在等額選舉中，提名等於當選。但拜無記名投票之賜，「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以選票表達了對朝野黨派候選人的好惡，結果竟將中共的提名次序打亂，甚至顛倒過來。19名「人大副委員長」的得票，6個民主黨派的主席，都從後段躍向前茅。其中民建、民盟主席，更從提名的倒數三、四名，登上冠亞軍。而中共政治局委員、原「副總理」姜春雲，則由提名的第三落到倒數第一。「政協副主席」的選票，也是如此情況。提名殿後的致公黨、臺盟、工商聯的主席，都向前大躍進。如果是差額選舉，共黨候選人必然落選不少。雖然等額選舉保證當選，此選票表達的政治意義，一定令中共高層感到震驚！
在此民主時代，民主黨派黨可長期充當政治花瓶？從「人大」、「政協」的選舉分析，不僅民主黨派人士都想有所作為；即使共產黨員亦對民主黨派有所期望。這確是對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當頭棒喝。中共高層似未覺悟，故處理方式僵化不變。先是在公布「人大」、「政協」的當選名單時，毫無民主選舉觀念，不管得票多寡，死守提名次序。繼又舉辦研究班，召訓民主黨派領導人。都在顯示共黨的領導權威。民主黨派人士多為知識分子、社會菁英，有一定的影響力；當政局動盪時亦舉足輕重。中共的統戰策略及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如何發展，值得繼續觀察。
六、朱鎔基出訪英、法開展經濟外交
朱鎔基於1998年3月31日起至4月7日止訪問英、法兩國。朱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開展經濟外交，其內涵主要如下：
(一)參加在倫敦舉行的第二屆亞歐高峰會議並會見歐盟各國領袖。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與領導人會晤體制化。會中，朱宣稱人民幣不貶值，獲得各國讚揚，為大陸樹立新形象。
(二)大陸欲向歐盟「取經」，以便進行金融改革，拉攏歐盟成為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一環，以增強與美國在世界外交舞臺上抗衡的籌碼。而歐盟則希望藉與大陸交往，促使大陸演變成致力於法治和尊重人權基礎上的開放社會（美國之音，1998.4.2）。
(三)訪英意在修復因香港主權歸還所產生的磨擦，發展雙邊跨世紀，穩定的全面合作關係。希望與英國金融界合作，開放英國金融保險業在大陸開業，拉攏英國的企業界赴大陸投資，以維持其經濟成長。
(四)訪法乃進行大國外交，為其多極化全方位外交佈下重要一棋。朱鎔基鼓勵雙方中小企業加強合作，從中可窺探其方向策略上的轉變（國企改革，抓大放小）。此行亦可視為大陸對歐洲外交日益重視的具體呈現。
七、大陸對新聞媒體的操控
大陸一向視新聞媒體為「黨的喉舌」，並作為其穩固政權、維持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中國共產黨對於大陸新聞媒體一貫堅持「黨性原則」高於一切，並且建立嚴格的保密體系與制度，對於新聞自由也加以遏殺，以防止任何不利於中共統治的情況(新聞事實)出現。
(一)操控新聞媒體的組織架構
中共操控新聞媒體在組織架構上最主要的特色，乃掌控權在「黨」而非「政府」的手中。中共控制新聞媒體的最高部門為黨的中央宣傳部(以下簡稱中宣部)，以及該部所轄的地方各級宣傳部。儘管政府機構中也設有「新聞出版署」(省級稱「新聞出版局」)，但該署對於新聞媒體卻無任何決策權，該署及「新聞出版局」所管理者只是中宣部在原則方針已經確定之後的一些事務性工作而已。事實上，中宣部對新聞媒體的決策權仍然有限，真正主控者仍在於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者。
(二)操控媒體的方式
中宣部對新聞媒體的控制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掌握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使之不脫離黨的方針、路線、 政策或策略。中共黨中央及地方各級宣傳部均設有部長一名， 副部長若干，其中一名副部長即專責媒體的控制。中宣部 下設新聞局及文藝處，其職責即在定期檢查新聞出版 物，並瞭解內部人事動向。「六四」後，中共又在中宣部下設 審讀室，負責閱讀及審查當日報刊，及時向上級呈報。在 「黨性原則」下，大陸的新聞媒體充斥「泛政治化」的現象。
掌控對新聞媒體的領導權及人事任命權。其人事任命的主要 原則為：１「第一把手」必須是中共黨員；２對「第一把 手」的黨性原則作歷史和現實的全面審查；３在重要媒體中 秘密安插中宣部及「國安部」人員，負責對各該新聞媒體 的動向進行「盯梢」，並定期向上級機關匯報。
利用新聞媒體收集社會動向與民意，向上級反應。事實上， 大陸的新聞媒體在對象、任務及組織架構上具有雙向型的特 徵。在專區以上一級的新聞媒體中，都設有兩套人馬，一套人 馬專責出報，對象為一般人民，另一套人馬則負責撰寫內參資 料，類似情報蒐集，資料僅供上級參考。由於「內參班子」具 有重要性，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均經過層層篩選。
(三)大陸對新聞媒體操控之趨勢
一般而言，大陸目前對於新聞媒體的控制比之毛澤東時代，已經放鬆許多，此乃與大陸近年來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有關。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在策略上已經調整過去的「泛階級鬥爭」策略，讓報紙享有較多自由發揮的空間。此外，隨著大陸市場機制不斷強化，中共已無力量像過去一樣，在財力上對新聞媒體進行「全包幹」。因此默許各新聞媒體在不違背黨的原則下，自行「謀財」，以求自力更生。此亦導致新聞媒體廣告業的出現，以及一些休閒性質副刊的發展。但總體而言，大陸對新聞媒體的監控態度與策略仍未有所改變，上述放鬆策略能否逐步演成大陸新聞自由之發展助力，目前尚言之過早。
貳、兩岸關係
一、兩岸兩會副秘書長會商
自從民國84年6月16日大陸方面推遲第二次辜汪會談及兩會所有交流以來，兩岸協商中斷已2年10個月。經我方不斷努力，並因國內外政治環境的變化，大陸方面終於在1998.2.24由海協會來函正面回應我方建議，在雙方恢復協商前，先擴大兩會交流，加強彼此溝通。
經兩會數度函電往來，我方也主動提議應由適當層級人員當面交換意見。經磋商，大陸方面終在1998.4.13同意照我方建議，舉行兩岸兩會副秘書長層級對話。
海基會乃於1998.4.22派由詹副秘書長率團赴大陸，就擴大兩會交流互訪、加強兩會會務聯繫及海基會辜董事長訪問大陸等相關問題，和海協會代表舉行會談。由於此行係兩岸中斷協商以來兩會首度之正式磋商，象徵兩岸兩會關係的重新啟動，對雙方而言，均具有重大之意義。
詹副秘書長此次赴大陸與海協會副秘書長李亞飛共進行二次正式之會談，並於1998.4.23下午會見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雙方於會商及交換意見過程中，就安排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赴大陸參訪一事獲致初步共識，詹副秘書長並代表我方正式邀請海協會副秘書長率團訪問臺北。至於兩會各層級人員之交流互訪亦可做進一步之規劃。
本次會談，乃是兩會制度化協商與聯繫中斷2年10個月來重新啟動的起點。雙方在持續進行對話與溝通上（以副秘書長級為主）、以及短期目標上（年內促成辜汪會晤），均有共識。我方將繼續推動擴大兩會交流互訪與會務聯繫有關事宜，以使兩岸兩會接觸對話回到制度化的軌道上穩定運作，為促進兩岸關係和諧與安定創造有利環境，並促成制度化協商早日恢復。
二、「民眾對目前兩岸關係的看法」民意調查
民國84年6月，大陸方面片面中斷了兩岸間制度化的會談，並企圖以軍事演習威脅我方，自此兩岸關係陷入低迷。兩年多以來，在我方不斷的呼籲之下，大陸海協會終於在1998.2.24回應我方，來函表示有意恢復兩會的交流與協商。為了解民眾對於目前兩岸關係及兩岸協商等問題的看法，本會特委託柏克市場研究顧問公司於1998.4.4-5，以電話訪問臺灣地區20歲至69歲之成年民眾，共完成1,067個有效樣本（95％的信賴度，抽樣誤差在3%以下）。
此次調查結果顯示：
—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走向，主張「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者仍居多數。整體而言，傾向於統一的民眾仍超過傾向於獨立的民眾。
—大多數民眾感受到大陸當局對我們政府的態度是不友善的，惟比率已有明顯的下降。
—對於發展兩岸交流與外交關係的優先性，有將近半數的民眾認為兩者一樣重要。
—在民眾對兩岸協商的態度方面，一年來皆有超過七成的民眾認為我們應該與中共進行協商，且多數民眾認為協商的中斷，對於兩岸關係整體的發展是不利的。
調查結果各項百分比如下：
(一)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發展走向，廣義的維持現狀佔絕大多數（85.9%）。相對多數民眾(39.2％)主張「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主張「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和主張「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比率分別為17.7％和13％。另外，主張「永遠維持現狀」的比率為16％；而主張「儘快宣布獨立」和「儘快統一」的比率皆為少數，分別為6.1％ 和3.2％。與1997.11月的調查結果比較，主張「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比率上升了6.3％ (如圖一) ，「儘快宣布獨立」(過去調查所使用的選項為「儘快獨立」，本次依學者建議修改為「儘快宣布獨立」)的比率則下降至一年來的最低點。
圖一
至於如果大陸和臺灣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接近的情況下，有近四成六（45.8％）的民眾表示贊成兩岸統一，但也有四成的民眾表示不贊成（如圖二）。與1997.11月的調查結果比較，贊成的比率下降了6.4％。
圖二
對於中共所提出「一國兩制」的主張，超過八成（81.2％）的民眾持反對意見；而表示贊成者不到一成。若進一步詢問如果大陸方面打算用類似統治香港的方式來統治臺灣，有近八成的民眾表示無法接受（含「不太能接受」45.1％、「完全無法接受」33.8％）。
(二)對於兩岸關係敵對或友善的看法，超過六成(63.2％)的民眾認為大陸當局對我們政府的態度並不友善(含「不友善」56.8％、「非常不友善」6.4％)。值得注意的是，與去年八月的調查結果比較，民眾感受到中共對我政府的敵意大幅降低了19.1%。
(三)對於發展兩岸關係與外交關係，有近半數(49.1％)民眾認為二者「一樣重要」；有二成六(26.4％)的民眾認為「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比較重要；而認為「發展兩岸關係」比較重要的比率為一成五(15.3％)。與1997.11月的調查結果比較，認為兩者「一樣重要」的比率明顯上升，是歷年調查結果的最高點(如圖三)。此外，如果發展外交關係會造成兩岸關係的緊張時，仍有高達六成九以上的民眾贊成繼續發展外交關係。
圖三
(四)民眾對過去兩岸間進行的協商，表示滿意與不滿意的比率，分別占36.1％及36.8％。其中不滿意的理由，主要是認為協商對我們並無幫助或無實質效果（占36.7％）；其次是覺得大陸對臺灣不友善（占30.4％）；或協商的步調太慢（占9.9％）。
對於兩岸協商已中斷兩年多，有近四成七的民眾覺得我們對此事不應該著急(含「不應該」45.4％、「非常不應該」1.5％ )，有三成七的民眾表示應該著急(含「非常應該」2.5％、「應該」34.5％)。至於我們應不應該與大陸方面進行協商，有七成三（73.6％）的民眾持肯定的態度（含「非常應該」5.1％、「應該」68.5％）。
至於兩岸協商中斷兩年多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有四成一（41.5％）的民眾認為對兩岸關係整體的發展會有不利的影響(含「不利」39.1％、「非常不利」2.4％)，認為有利的占二成九（含「非常有利」1.1％、「有利」28.7％)。此外，如果短期內兩岸仍然不能恢復協商，多數民眾(48.2 ％)認為對兩岸文化交流「沒有影響」；相對多數民眾認為對兩岸經貿、政治交流會「有負面影響」，其比率分別為41.2％及42.6％。
關於兩岸協商中斷兩年多，責任主要在那一方，大多數（64.4％）的民眾認為「雙方都有責任」，認為責任在「大陸方面」的比率約二成二（21.9％）；而認為責任在「臺灣方面」的僅2.3％。
參、大陸工作
一、本會舉辦「民國八十七年南部地區赴大陸投資廠商聯誼座談會」
為加強南部地區赴大陸投資廠商之聯繫與溝通，本會、經濟部、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及全國工業總會等四個單位，於本(1987)年4月21日在高雄市舉辦「南部地區大陸投資廠商聯誼座談會」，由海基會策劃執行。座談會由本會許柯生副主任委員主持，經濟部林義夫次長、海基會張良任副秘書長、工業總會何君毅秘書長共同出席。與會南部地區廠商代表近250名；高雄市長吳敦義亦蒞會致詞，表達高雄地區企盼加強「境外航運中心」之功能及當地廠商之心聲。
許副主任委員在會中發表「兩岸關係與大陸經貿政策」專題演講，就兩岸關係作一回顧與展望，並說明政府大陸政策。他指出，政府秉持「和為貴」的一貫原則，務實面對兩岸現狀，持續改善兩岸關係，追求國家民主、自由、均富的統一。現階段大陸政策是以「交流」與「協商」為兩大主軸。今後將本於既定政策，朝以下幾個方向努力：(一)推動恢復兩岸協商，強化協商機制；(二)凝聚大陸經貿共識；(三)循序放寬兩岸經貿限制。規劃措施包括：繼續追求兩岸貿易穩定成長，逐步開放大陸物品進口；有秩序、有計畫地引導企業赴大陸投資，發展兩岸產業分工體系；繼續擴大「境外航運中心」內涵及功能；擴大引進大陸科技及產業技術人才；加強兩岸經貿人士及官員互訪，促進良性互動；以及加強對臺商之輔導服務。
在座談會中，廠商踴躍表達意見，其中較重要者如：建議政府開放兩岸直航，降低業者經營成本；放寬大陸投資廠商之幹部來臺受訓；放寬大陸生產零組件回臺組裝；開放金融業赴大陸設立臺資銀行；協助赴大陸投資中小企業予以融資保證與投資協助；協助解決銀行辦理臺灣與大陸間接匯款問題及半成品轉輸回臺灣時重複課稅；建請由海基會在大陸臺商密集城市設立據點或其他常設機構等。同時，業者希望政府在南部地區多舉辦類似活動，加強溝通效果。
以上廠商建言，由相關單位出席代表答覆，並就現行政策充分說明，同時亦承諾將加強對南部地區廠商的服務及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