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何圣飞、吴嘉娟
今天难得有机会和行政院相关部会首长、同仁一起探讨两岸政策与大陆工作的关系，首先要对大家的辛劳表达慰勉之意。自5月20日上任迄今共七个多月，我们按照时程推动两岸关系和大陆工作，获得丰硕成果。12月15日「大三通」後，国内民调机构调查相关满意度均达到六成五至八成。虽然大陆观光来台的人数等部份项目成长较缓慢，但是节省两岸间交通经费、时间方面的成效已立竿见影。如台北到上海原本要5-7小时，实施周末包机将时间缩短为2小时半，12月15日以後又缩短到1小时22分，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厂商能够节省费用，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国际社会也有相同的看法，不但全球媒体广泛报导，使得大家对台湾观感改变，过去我们曾被一些国家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但我们努力改善两岸关系，降低海峡的紧张，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这东亚两大未爆弹地区已减少了一个，无论是邦交国或非邦交国都表达肯定，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不喜欢和平，我们扮演东亚地区一个「和平缔造者（peace maker）」的角色。这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得到更高的评价，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今年元月时将我投资环境排名全球第十五，到9月已提升到全球第五，原因就是海峡紧张大幅度降低。美国总统布希7月30日时接受访问时也表示乐见两岸关系发展，包括日本、欧盟、东南亚及我们的邦交国都有相同反应。我们在改善两岸关系的同时，也让我们国际能见度提升，包括派遣曾经担任副总统的连战先生参加APEC，同时我们在10月初向美国采购武器，虽是上一任政府所提出来的，我们还是努力争取、获得大部分需要的武器。
换句话说，两岸关系的改善，基本上对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意义，但现在我们进一步往前推展的时候，静下来思考，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的。刚才刘院长主持研讨会，大家提出很多意见，他也针对横向联系、加强文宣，乃至陆委会协调功能的提升等有重要裁示，我完全支持。我希望在此提出几个新的思维，来凸显台湾的「软实力（soft power）」。
首先，要将两岸关系的定位做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实际上，两岸关系的定位不是我发明的，是1991年时第一次修宪，以及1992年制订「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後，就获得确认。此前两岸关系非常有冲突性，中共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们称之为「建政」，在那时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当然不会承认它，不但不承认它是一个政府，连国际法上所谓「叛乱团体」都没有承认，很多人误会我们把它当「叛乱团体」，但其实我们把它当成「叛乱集团」，这有什麽区别呢？「叛乱团体」在国际法上叫belligerency，它还有一定的国际法地位，假如将其宣布为「叛乱团体」，第三方可能会宣布中立或者采取某些自保的措施；在1949－1954年间，政府采取大陆海岸关闭政策，在国际法上已非常接近「封锁（blockade）」。1949-1991这段时间，我们对大陆定位就是将其视为「叛乱集团」，中共1954年的宪法中也表示一定要解放台湾，双方当时处於剑拔弩张，不但有冷战、更有热战的情况。
随著情势逐渐演进，八二三炮战之後，中华民国政府已不再强调以军事方式来跟对方打交道，所以那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台发表「蒋杜公报」，我们第一次说光复大陆的手段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也开始用三民主义当作主要的诉求，1972年美国尼克森总统到大陆跟周恩来签订了「上海公报」，情势又有急遽的变化。所以1979年、刚好是卅年前，美国跟中共建交後，我们的外交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从最多时64个邦交国急遽下降，一度到达23国。
1987年11月2日开放台湾地区人民到大陆去探亲，1991年时国民大会改选後进行第一次修宪，又把定位改变，那时候制定宪法增修条文，那时的第10条、现在的第11条明确规定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间人民权利、义务以及其他法律关系，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也就是说，大陆有一个中共政权在统治，我们在宪法上没有办法去承认它是一个国家或政府，但又不能不处理因为两岸开放所衍生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些在国内法上的处理方式，当时修宪就是以大陆地区和自由地区的概念来区分这两个地方。最近有人批评我将台湾矮化成一个地区，其实并没有矮化，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本来就是中华民国的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前提是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根本不发生矮化的问题。我们是在1912年开国的中华民国，它的主权独立、国际法人的身分都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所以，1949-1991那段时间是「相互否认」的时期，我们不承认它、它也不承认我们。
1991年以後，我们变更了两岸在宪法上的地位，有史以来在宪法内第一次出现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的字眼，1992年陆委会提出两岸关系条例，更进一步界定了什麽叫做台湾地区，台湾地区就是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其他中华民国统治权所及的地区，这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二条明文规定，其第二项则定义了大陆地区，就是台湾地区以外的中华民国领土，大陆地区在宪法上还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两德在1949年制定基本法，两韩在1948年制定宪法，两德与两韩在宪法里都有类似规定，认为领土是全部的德国或全部的韩国，只是有部分国土无法行使其权力，像西德基本法第146条就规定，当东德人民有机会自由行使权利时，他们会召开会议制定宪法。二次世界大战後的分裂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当时的做法跟两韩、两德不同，因为我们这样做了之後，对方也不可能跟我们一样有相同的回应。
中共在1982年的宪法，还是强调「和平统一」是祖国重要的使命等类似说法，在其宪法第31条也提出所谓「特别行政区」的概念，所以显然双方都没有承认对方，但也不再否认对方，这是一个开始，所以1991年以後可视为是双方逐渐走向「互不否认」的一个阶段，至於「互不否认」的意涵则有待双方的互动与实务来认定。
1990年，第一次两岸协商谈判，就是因双方对日益增加的大陆偷渡客、以及台湾犯罪者潜逃大陆，认为有必要赶快相互遣返，当时还没有海基会、海协会，只有透过双方的红十字会，台湾与大陆的红十字会代表在金门碰面，谈得很好也得到结论，对大陆偷渡客与台湾刑事嫌疑犯可以遣返，但要签字时就出现问题，我们坚持用中华民国，他们要用1990，当天是9月20日，相持不下，但双方都很有智慧，几个小时後决定年份空白，回去自己填。後来很多方面都采取这样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搁置争议，共创双赢」。
像直航的航线定位也是如此，定位就是特殊航线，特殊航线就叫两岸航线，大陆前外长、後来担任大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召集人钱其琛说法也一样。最近农委会因为猫熊入境问题，被批评矮化国格，大陆是从成都运到台北，说我们没有经过「华盛顿公约（CITES）」，也就是保护濒临绝种动物国际贸易的公约，华盛顿公约表示这不归他们管，是属於国内贸易，但是大陆主管机关、濒危动植物的管理单位发了一个出口许可证，上面写成都到台北，我方海关也根据规定发证同意其进口，如果真是国内贸易，就不需要通关。就像我们到花莲去不用检查护照，但是我们飞到上海，总是要通关查验证件。所以，我们虽无法承认对方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完成相关手续，这些就是两岸关系无法不发展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应变、解决问题的手段。
但是，我们跟两德、两韩不太一样，两德在1972年签订基础关系协定，确立双方关系，双方已经互相承认对方的领土，对主权问题，创造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统治高权（Hoheitsgewalt）」，即supreme power，双方不谈主权，但在各自境内有统治高权，也就是等同於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统治权；换句话说，就是将主权与治权做了分割。两韩也认为双方未来要统一，但要用和平的方法。两德在1973年都加入联合国，声明在国际间互不代表对方，两韩也在1991年都加入了联合国。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人口数而言，因西德比东德大三倍多，南韩比北韩大两倍半，经济条件、国防力量与国际资源也都非常悬殊。
但我们非常特殊，人口与面积都与大陆差很多，在大陆还是相对落後、属於极权统治状态时，尤其是文革或天安门事件之後，我们在国际间还有许多比较能发展的空间，等到大陆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对我们的压力也逐渐变大。但另一方面，大陆对台湾产生的作用，正面与负面都有，所以我们一再希望大家能理解到，大陆对我们当然是威胁，一千多枚飞弹、几十万部队的部署都是针对台湾，但另一方面，对台湾也是重要的机会，看看我们要如何将「机会极大化，威胁极小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刚刚所谈的定位问题，就是希望在「搁置争议、追求双赢」方面迈出步伐，因为这对大家都是有益的、对台湾有利的。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讲的定位一定要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架构下，尊重台湾的主流民意的定位，不是我发明的，十七年前李前总统担任总统的时候就有，那时经国统会、陆委会研商後才定出来，民进党执政八年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尤其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的定位，两岸条例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修正过四次，完全没有动到相关条文，其已变成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稳定力量。
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提出的两岸政策，基本就是「不统、不独、不武」，「不统」是在我总统任内不会去和大陆谈判两岸统一的问题，「不独」是我们不支持「法理台独」，「不武」是我们反对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不统、不武、不武」的三个定位，基本上就是维持中华民国台湾的现状，这样的作法得到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支持，不是我信口开河，从陆委会成立以来所做的民调，1991年迄今都没有改变过，是非常稳定而且坚定的意向，就是要保持现状，因此我们继续维持这样的政策，是符合主流民意的。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必须继续往前走，「江陈会谈」已经完成两次，下一步就是让研商的问题更广泛，各部会应自己去发掘两岸关系当中、有哪些「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政策，将其变成可经由两会谈判讨论的议题，两岸交流绝非限於交通、经济，包括文化、教育与环保等各方面，都有需要进行相关的谈判。这不是我们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形势逼人，不如未雨绸缪、先做规划，等到时机成熟，就可将其纳入海基、海协两会谈判，变成对双方有拘束力的文件。
在此我也要特别向各位提及，国共举行第四次的论坛，在我们就任後是第一次，有些人质疑既然国民党已经执政，为何还需要与大陆举行这些论坛？在此我们希望特别提醒大家，美国跟中共现在的沟通管道超过六十个，有太多的问题、有不同的人需要进行沟通。但美中是有邦交的，我们和中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关系，但许多的部门跟大陆方面都有沟通的必要，海基、海协两会提供平台，并且在最後阶段协助其变成协议，但不可能取代各部会的权责，不会取代民间团体的功能，民间团体也许有机会与大陆方面就某些问题进行协商，建立所谓的第二、第三轨道，我们目前法律上也没有禁止。目前的法令规定不能签协议，但进行沟通绝对是可以的，只是这并不具拘束力、是非正式的，也没有政府的授权，但是其做为一种意见、意向，可以做为我们政府的参考。台湾与大陆接触愈来愈多是不可避免，不用因为主办单位是政党，就觉得有什麽特殊；民间团体类似的论坛非常的多，而且我们也鼓励大家多接触，相信对双方都是正面的。
另一方面，两岸许多协商中，政府官员已经不可能不上桌，不可能将所有问题都交由寥寥百人的海基会处理，势必要由政府官员以海基会顾问的名义参与协商，这也已进行了一段时间，在民进党政府时代就有发生过。所以只要海基会是政府唯一授权的机构，只有透过他们才能完成两岸协商出对人民、政府有拘束力的文件的情况下，就不必去刻意强调哪些团体不能做什麽事情，我们对两岸交流基本上应抱持鼓励的态度。
整体来说，两岸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发展，的确是提供了台湾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也非常同意院长刚才在裁示时所提到的，部会之间横向的联系要加强。我在担任陆委会副主委时，各部会都有成立大陆事务小组，不晓得现在是否还在运作，如果有的话，势必有必要加强，应尽早找出与自己部会相关的面向，不必刻意谈判，但要预先对业务可能的影响预做因应，设法排入海基、海协两会讨论日程，目前虽已提供很多，但应该还有我们没有发掘的，这些部份是未来可能要做的事情。整个国际乃至於东亚情势的发展，使得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有人说这样做会不会太「亲中」，我要跟各位报告，我只「亲台」，虽可深入认识某一个国家、对其友好，但只有「亲台湾」，所以我强调「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所考虑出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此。我们在没有牺牲主权与尊严的情况下，达成了两岸的协商，在国际间为台湾带来了更高的能见度、更多的肯定，对我们的主权与尊严是有帮助的，绝对不会受到损伤。
同样地，从两岸关系出发，来看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是如此，外交部提出希望两岸能进行「和解」与「休兵」，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与对方就此进行协商谈判，但是在国际间的气氛已有相当大的改变，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APEC之外，另外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法学专家罗昌发在历经大陆多年杯葛後，今年已被接受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小组的专家，大陆代表也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大陆与台湾同时在此小组内，是相当正面的发展。
换句话说，两岸逐渐了解到在国际社会不要再去进行「割颈」或「割喉」式的竞争，因为那样只会带来无穷的後患，这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要割颈或割喉的时候，双方都无所不用其极，大家的问题会投注在一些有问题的人或事上面，几个月前爆发出来的巴纽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用情势紧急、国家机密等理由掩饰不该有的行为。我再三要求外交部要深入痛切检讨，外交工作当然要奇正相生，但是绝对要做到不能伤害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我个人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就曾向澳洲的国会、媒体与智库说明台湾并没有在所罗门群岛进行支票簿外交，因为我们在所罗门群岛建了当地最大的医院「中央医院」，救人无数，另也提供了农业改良场，教他们怎麽种稻米，种的稻米品质非常好，甚至胜过於澳洲进口的稻米，这样就是相当正确的作法，不但能赢得政府支持，也能让人民满意。像这类是应该做的，其他方面则要非常小心，不要去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不要去做只有形式、没有实质的事情，不要去搞烽火外交，搞了半天，过去八年我们增加了三个邦交国、但是丢了九个，算起帐来还丢了六个，非常值得我们检讨。
我们现在的作法就是两岸关系稳健推动，也希望在两岸关系上有助和平发展的作法能延伸到我们的对外关系，我们也很清楚地让中国大陆了解如果继续让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受到打压排挤，两岸关系是很难发展的，这点我在就职演说中已讲得很清楚，所以如何透过智慧把两岸的对外关系找出一个共存共荣之道，我觉得做得到，也应该去做。
今天我们谈两岸关系，其实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台湾有良好生存发展的机会，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的努力，至少已把台湾外在环境的不利因素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说两岸不再对立，海峡和平曙光出现。国际间也肯定我们的努力，因此和美国、日本高层的互信也都重建了，对我们台湾的生存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政策我们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并没有牺牲什麽，没有一寸主权让步，没有一寸尊严的丧失，该争的我们都有争，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年8月我们参加奥运的时候，原来1989年双方奥委会在香港开会曾有协议，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架构下，我们都被称为「中华台北」，但在此之外就不受限制。对中共而言，开会时叫我们「中华台北」，但新华社发稿就叫我们「中国台北」，这情形在2000年雪梨奥运、2004年雅典奥运都是如此。但这次不同，这次奥运在大陆办，在场内叫我们「中华台北」、场外叫我们「中国台北」，台湾人无法接受，经过了我们与国民党方面的努力，大陆总算了解这个情况，赛事开始之前就不再用「中国台北」称呼我们，展现了一定的弹性，我觉得这也是过去不曾出现过的。
我们现在的努力就是逐渐增加双方善意的释出，逐渐减少非善意的表达，一步一步将关系建立起来，而且我觉得对台湾来讲，这努力是有必要的，台湾的天然资源虽然少，但是天然的环境很好，刚好在东亚的中央，我们对於周边的国家、机场或者是商港航行的距离平均是最短的，但过去没有足够的开放；民进党执政时期虽有小三通、节日包机，但开放不够、非常有限，我们开放「大三通」後，台湾地理上优势获得充分凸显。开放不再只是为了大陆，下一步希望和东京、首尔、上海在城内机场方面建立联系，节省地面来回的交通时间。
我们开放与大陆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并不是完全依赖大陆，要恢复景气也不是靠大陆就可做到，只是让台湾企业有更自由的决策空间，使得在大陆赚钱、香港上市的台商愿意回台，过去几年有六十几家台湾企业跑到香港上市，情何以堪，为何我们不能提供充分自由的空间让企业能从容地布局，这是我上任後一定要做的，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振兴经济只靠大陆，虽有帮助、但绝对不可能全部靠大陆。
因此，希望各部会对外在业务范围内能多做宣导，清楚地将这些概念向民众说明，最重要就是我们一定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比如我当选前就强调一定会让台湾水果更好地输销大陆，现已在逐渐实现中，对台湾有利的事情，绝对不会有任何犹豫。但宣导不够时，误会还是存在，我希望我们将来在推动大陆政策时，希望大家能多做沟通，让民众、反对党、民意代表了解我们的政策，平时也许小的事情，一个新闻稿可以解决，但必要的时候要开记者会，要让大家了解，我觉得有的时候沟通的重要性，绝不亚於政策的内容。最後希望希望此研讨会後，大家能凝聚共识，齐一步伐，在未来的大陆政策上，展现更高的前瞻性、更大的协调性，这是我由衷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