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总统12月12日在总统府接受美国《CNBC》亚洲台专访，针对我国经济情势、研发创新、贸易自由化及两岸关系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
专访答问内容如下：
问：北韩甫试射飞弹，飞行时间约8至10分钟即降落海里，想请教台湾对北韩试设飞弹的举动有何回应？
总统：我们对於北韩发射火箭的事情一直在注意，就在半小时之前左右，我们也得到情报。在过去，北韩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始终在东亚造成一些紧张关系，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很不智的，因此我们对这样的行为要表达不满；另一方面，我们也了解不论是日本、南韩或是美国，均做了充分准备来预防，并且在它发生之後采取必要的行动，中华民国也会支持这样的行动。
问：总统距第二任期上任已近1年，但台湾面临相当多的问题，一方面台湾与中国大陆经济整合趋势是有史以来最紧密的阶段，即便如此，台湾仍面临美国及欧债危机等挑战，请问您的看法是？
总统：我们在4年前竞选时有提出经济成长6%的政见，在我第一任期间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的成长是符合这个数目的，在2010年时，成长率曾经到达10.76%，但自去年开始，因为欧债的问题造成全球经济低迷，不论是北美、西欧或是中国大陆，成长均趋缓，我们当然也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我们「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成长有70%均依靠出口。我们的出口从今年初即缓慢下跌，但到了9月又开始好转，10月下跌了一点，11月也是正成长。我们的工业生产指数从8月开始就恢复了正成长，因此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也上修至1.13%，原来预估可能仅有1.05%，估计明年的经济成长可以超过3%。这段时间的景气低迷当然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并非仅有台湾，不过由於我们对出口仰赖较重，所以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大。
另一方面，我们在2年前与中国大陆签署了「两岸经济协议」(ECFA)後，我们对於大陆的出口，尤其是ECFA所涵盖的项目确实有成长，不过还是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对大陆整体的出口是有衰退，但假如没有签的话，衰退一定更严重，就因为签了ECFA，我们才有机会与其他国家进行这方面的谈判。例如我们去年9月与日本签了投资协议，日本投资台湾已60年，为何以前不签现在签，就是因为我们与第一大贸易夥伴中国大陆签了这个协议，日本就愿意扩大对台湾的投资，今年日本对台湾的投资在件数上也是第一名，它的效果非常显著。目前我们与新加坡及纽西兰也正在协商经济合作协议，如果不是我们与大陆签ECFA，这两个协议恐怕都无法进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上任之前，我们有8年的时间都没有与主要贸易夥伴有任何这方面的谈判，在我上任之後才快马加鞭地推动，尽管至今已有一些成效，但我们仍不满意，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与新加坡及纽西兰的经济合作协议。
同时，与中国大陆有关ECFA後续的部分，我们继续再谈判，也希望在明年可以告一段落，换言之，我们追求与区域经济整合能够汇流的政策需要一些时间实现。这段时间的景气低迷确实是一件事实，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隧道尽头的那一线曙光，因为经济已经在复苏，只不过速度非常缓慢，不过各种指标均开始出现正数，因此我觉得我们没有悲观的理由，尽管不能太乐观，但经济往上走的趋势应该是很明显的。
问：总统对贸易自由化看法为何？除了双边经贸谈判，有关贸易全球化，您曾经提过，台湾将要花费约8年的时间加入「跨太平洋经济夥伴协定」（TPP），目前台湾在签订TPP方面有什麽进展？为何需要花这麽久的时间？
总统：我们希望能够加入「跨太平洋经济夥伴协定」（TPP），主要是我刚才说的，在我上任之前，我们没有与任何一个主要的贸易夥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这对於我们出口的绩效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当美国与其他国家倡议推动TPP时，我国就表示参与的意愿，但这是一个高品质的FTA，因此我们还需要创造有利的条件来加入。
我们现在和纽西兰、新加坡签经济合作协议，就是创造条件的一部分，因为新加坡和纽西兰都是TPP成员，如果我们和他们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就等於和部分的TPP成员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又例如我们和美国也开启了「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TIFA）谈判准备，TIFA是我们和美国在1994年就签署的一个协定，透过该协定我们可以和美国逐项洽商各种投资贸易的合作项目，如果这条路能继续往前走，我们创造加入TPP的条件就会更成熟。
我之所以说希望8年之内加入，是因为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我们本来起步已经落後了，现在拼命努力是希望能跟上区域经济的脚步。但是我的任期只有8年，前4年至少与最大的贸易夥伴（中国大陆）签经济合作协议，又与第二大贸易夥伴日本签署投资协议，也与第三大贸易夥伴美国至少达成一个重新启动TIFA协议的共识，我觉得至少我们没有缴白卷。
但是这条路还很长，我们只有逐步把有利条件创造出来，所以我们的策略是要加速，但要想很快地自由化，不是纯粹靠签署协议就可以达成，政府、企业与民众都必须要转变心态，也就是我们必须更开放、更自由化，不能还存有过强的保护主义心态。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需要许多沟通与说明，才能让大家了解，当你希望和别人进行贸易的时候，你不能只期待别人开放市场，而我们不开放，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强力沟通的过程，为什麽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到，主要原因在於还需要很多的沟通，但是看得出来，越来越多的国人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发展，因为毕竟我们70％的GDP都靠出口，出口不振，经济就会不好，而且我相信越来越多人都可以接受进一步自由化的政策。
问：台湾外劳雇用比率有一定上限，请问这样是否会对台湾社会造成影响？高雄市政府已启动两层级制度雇用外劳，也有人认为不应该给外劳最低薪资，您认为这样的挑战会有什麽影响？又劳工议题是否影响TIFA及TPP的协商？
总统：政府立场一向是不赞成本劳与外劳薪资脱钩，因为根据我国「劳动基准法」，不论本劳或外劳的薪资标准基本上应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会在此议题上有任何改变。
我们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台商能回台投资，当然不是没有条件，例如投资金额及项目等。原先赴中国大陆投资的厂商，部分属劳力密集产业，他们会选择投资东南亚，因为台湾的劳力成本较高，因此一定要高科技、创新或加值做得较佳的厂商回来才会有竞争力。
外劳系台商回台投资的因素之一，但非唯一因素，我国内企业雇用外劳比率不能超过该公司劳工总额的40%，此一标准没有改变，但不同产业有不同百分比，从5%、10%、15%至30%等都有，我们现在是针对某些行业允许可以提高外劳进用比率，但总比率仍不得超过40%。我们不要给外界印象，认为台湾须靠外劳增加竞争力，我们的竞争力应放在创新及加值等层面，但台湾目前确实有部分产业找不到本劳，因此我们放宽一些外劳比率，但总比率没有改变，同时我们不会违反国际规范，亦不会让台美关系受到影响。
我们在吸引台商回台投资政策中，除准许国内企业雇用外劳，同时其亦须雇用一定比例的本劳，这样才能创造本劳的就业机会。
问：研发系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请问总统如何看待研发议题？
总统：截至目前，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比重大约占GDP3%，韩国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高，但我们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国家相比已不算低，甚至比部分国家还高。不过我们还是希望继续加强研发部分，因为我们若欲让产品加值或创造品牌，研发会是最重要的关键，这也是我常说不要把工资当做最重要的因素，研发所创造的价值更为重要，若没有靠研发创造价值，工资将不易提高。韩国的投资研发领域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值得我们效法。
问：请问总统如何鼓励增加研发的投资？
总统：我想要鼓励企业投资研发领域，其实这道理非常浅显，企业若不透过研发，将不易开创新产品或增加旧产品价值，在国内凡是重视研发的厂商，在经济不景气时所受到的冲击都较小。
政府目前正推动「中坚企业跃升计画」，也就是近期很流行的「隐形冠军」概念，意即企业虽不大，但它所生产的产品在该领域中能占到全球前三名。我们有部分产业做得到，因此政府鼓励这样的产业持续发展，除给予研发相关的专案补助，经济部也透过「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国内大学等单位开发10项我国目前尚未具有的「工业基本技术」。
台湾可以生产世界一流的手机，但其中仍有部分关键元件来自进口，因此从一年多前，我们即开始推动该项计画，并在资讯、通讯及光学等领域做到关键元件的进口替代，意即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这些关键元件。倘能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就能看到更多中小企业，它的规模虽不大，却能在许多小领域中领袖群伦，此亦是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所提倡的「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概念。据他估计，这种「隐形冠军」产业目前在全世界约有2,700多家，此为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亦是研发所带来的红利，企业若能研发，产品价值就能增加，亦能不怕不景气。
换句话说，我们对於中小企业研发的重视，主要经过两个管道，一个是由经济部补助研发，第二个是针对企业无法自行开发的技术，由政府透过工业技术研究院协助，等到技术开发出来後再移转给企业，过去我们也做了很多类似工作，现在特别加强，尤其是对於一些比较困难、而我们自己还没有的基础工业技术进行研发。
问：台湾属於中收入的国家，若未增加投资及创新，可能难以增加劳工薪资，请问总统是否认为台湾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总统：就台湾的研发及年轻一代的创造能力来看，我们是有信心的，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发明家、设计家参加世界各大城市所举办的比赛，几乎都名列前茅，包括纽伦堡、日内瓦、匹兹堡及韩国首尔的发明展等全世界四大发明展，我们最近参加全部拿第一。另外，台湾高中生出去参加竞赛，例如奥林匹亚竞赛，不论是数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或资讯科学等，均表现优异，可见基本上我们的教育不错，也因此我们仍能维持竞争力，但是我们一定要继续加强。
另方面很重要的是，我们与韩国、新加坡、香港及中国大陆有一点不一样，即台湾通货膨胀率比较低，过去几年都只有1.5％左右，今年会比较高，因为暑假时蔬菜水果的价格上涨许多，但是今年仍能保持不超过2％，除了日本之外，我们是亚太国家里面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最低的，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加薪，我们仍应增加待遇，但若产业结构不改变，要增加待遇就会比较困难，此即为何政府全力鼓励企业不仅应提高效率，亦应提高价值；不光是重视「效率导向」（efficiency driven），也要变成「创新导向」（innovation driven）。
政府推动政策时，企业界应会随著政策而改变（经营策略），因为有了政策就会有该方面的补助。例如我最近访视几个中小型企业，其中一家总计只有160人，但有四分之一的人做研发，所研发的技术占全球前三名，仅次於德国及瑞士，这些工厂、企业就是我们未来要鼓励的，这些企业不可能马上就变成大型企业，尽管规模不大，但是技术层次很高，故始终能在市场上保持占有率，不怕经济衰退。刚提到我国70％GDP须靠出口成长，在此情况下，若不改善结构，将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政府现在做的就是减少外界影响，改善对外经贸环境，相信如此即可避免你刚提到的陷阱。
美国专利局所核发的专利中，台湾排名第四，但以每一百万人的专利数而言，台湾排名世界第一，台湾的教育使人民拥有足够能力，但要如何将创新及发明的能力转化为商业产品，是我们所遭遇到的重大挑战，政府也视此领域为努力目标之一。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一项调查，叫做「where to be born in 2013？」，问大家最希望在哪个国家出生？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经说过在美国出生是他很大的竞争优势，这个调查在25年前、即1988年时做过，那时台湾还没有上榜，今年11月调查时，台湾排名全球第14，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义大利及韩国都高，什麽原因？我认为一定有其理由，包括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证明了台湾在过去的25年中一直在进步，我们在这25年中也碰过经济衰退，但每次衰退都安然度过，相信我们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因为台湾人民的优势并未因衰退而失落，大家的斗志仍非常昂扬，我对国人有充分的信心。
问：台湾薪资多年未上涨，造成人民不满，政府目前并面临财政赤字及年金等议题，很多人认为若要解决这些问题，有个简单解决之道，即欢迎更多陆客来台，然而台湾陆客人数比例远低於香港，陆资在台投资也未如外界想像高，请问您的因应对策为何？
总统：现在难以大幅提升薪资，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善我们的产业结构，并且扩展外销的国家，至於说观光事业的成长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过去4年中，我们创造台湾有史以来最多的外来旅客，在我上任之前每年只有372万人次，去年已超过608万人次，而今年可以到达700万人次，为历史上空前的数字。
我们的观光客来源，其中大陆观光客约占三成左右，而其他来自於港、澳、东南亚、日本及欧美的旅客也同时在增加中。观光当然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我们会继续努力提高品质、增加投资，才能增加观光客的来源，但这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达成，因为人数固然重要，品质更重要。
刚刚提到退休军公教人员慰问金的问题，与其它的年金问题相较，当然不完全一样，早年因为军公教人员之待遇很低，所以退休金，包括年终奖金，都希望在退休之後还能比照发给，不过40多年来，军公教人员之待遇已经大幅改善，因此，外界对於这种军公教的待遇有意见，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除维持当年照顾弱势的坚持，对於在此范围外的，希望大家可以共体时艰，现在也正在进行广泛的沟通。实际上，政府的财政未来一定会面对年金制度所带来的许多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改善和改革，否则到了7、8年，或10几年後，就会发生严重的亏损。这些亏损虽不会在我任内发生，我可以完全不碰，但我觉得身为一个总统，不能只看这几年的问题，必须要看10年、20年之後的，必须为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打好基础。因此，我主动表示愿意面对此一问题，这与美国的财政亏损是不一样的，美国是几个月後就会遇到，而我们虽然5年内都不会面临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不能不面对，因为现在还有时间可以处理，如不处理，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有问题固然值得我们忧心，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决心去面对并处理这些问题。
问：请问总统对於《经济学人》杂志将您评为「bumbler」的看法为何？为何不对该杂志表达抗议？
总统：我们对国内外任何批评的态度都是一样，不是事实的部分，我们已请驻英代表处澄清，至於评论的部分，我认为属於新闻自由，我们要尊重。对於外界评论，我们都是秉持此一态度，事实有错误，我们会去函更正、澄清；若是评论，则属於言论自由。
我驻英代表处已向该杂志说明，他们的报导并非都是事实，事实上台湾这几年在区域内的经济实力表现并不差，不论是经济成长及通货膨胀等数据，以及我国全球竞争力被评比为全球第7、亚洲排名第3，仅次於新加坡及香港，且胜过南韩及中国大陆等，因此我们的经济表现已获得公正评论。
另方面，我身为总统，非常重要的责任是在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在两岸关系方面，因改善双方互动，已大幅度降低台海紧张情势，使得两岸关系成为60年来最好状态；此外，因恢复台美高层互信，让双方不论在国防安全合作及其它领域交流等，都是断交30多年来关系最好的时刻；我们与日本关系亦是如此，这些都是「经济学人」杂志该篇文章未提及的。
我认为国内外媒体若对我们有批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检讨到底该批评所针对的事实部分是否正确，若不正确，我们会去函更正；若有关言论自由部分，我们则采取尊重的态度。我们的反应跟亚洲部分国家不同，主要系因我国自由与民主已发展到某一程度，国家元首对於媒体言论自由还是要尊重。
比较特殊及少见的是，该篇报导出刊後，该杂志亚洲总编辑亲自写信给我驻英代表处，说明台湾有部分媒体翻译错误。此外，该篇报导也指出，我国在这段期间低收入户增加许多，其实是有所误会，此乃因为去年我国修改法律，放宽低收入户认定标准，由原先26万人放宽至约81万人。换句话说，并非我们低收入户的实际人数增加，而是标准放宽，这一点他们是有误解。
问：两岸关系是60年来最稳健的时刻，请问您是否认为两岸金融业应进一步自由化？
总统：两岸关系在过去4年中有非常重大的改善，使得过去的对立减少了许多，双方走向一个和平发展、互利共荣的未来，这点我觉得对台湾、大陆，或者对整个亚太地区及美国而言都是一件正面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取的政策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且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这个政策架构可以说是决定两岸过去4年能够和平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当然两岸之间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目前都被搁置了，因为我们觉得那些议题短时间内都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在一个「搁置争议、共创双赢」的共识下开展关系。
您刚刚提到，双方当然还是有一些问题，现在无法解决或不容易解决，但是双方也都发现「搁置争议、共创双赢」是一个值得继续推动的基础，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更多和平红利。所以两岸在这些议题上也开始建立一些互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台湾这麽小，又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东亚地区，有中国大陆、日本和美国，在这三强之间我们如何找出一条生存之路，而过去4年的发展证明这条路我们大致上是走出来了，但是要很小心地走才不会跌倒；所以我们走得很谨慎，但是走得并不犹豫，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在这方面（两岸金融业）的合作，我们觉得和中国大陆还有许多需要再谈判的地方，但是任何事情都开头难，跨出这一步，像今天（12日）的报纸也看到，大陆的人民银行指定中国银行在台湾的分行做为货币清算的机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在这4年中，走出很多60年来的第一次，很多的第一次才创造了现在这样的情势。我们很珍惜这个成果，但是也要很小心，想想看，4年前是什麽样，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对於这一次欧债危机因应的方式，是不是会产生更严重的後果，或我们经济的复苏会更慢，所以这条路已经是一条不归路，必须一直走下去，对於台湾、大陆、东亚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都会有帮助，至少现在再没有人说台湾是一个「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相反的，大家觉得台湾是一个「和平制造者」(peace maker)。
【总统府新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