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东亚金融危机与内需不振双重影响，大陆经济成长自1997年下半年起即有趋缓迹象（注1）。1998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创6年来新低（7.2%）的表现（图一），已引发国际间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争议。首先，第一季大陆经济实际表现，与「人大」全年成长8%目标，以及1998年4月6日朱熔基公开估计第一季成长7.5%，均存有落差（注2）。以下就大陆经济前景的有利及不利因素作分析，其中最重要因素为投资所需资金的筹措管道与数量能否顺利拓展（注3）。目前大陆指向私部门资金的运用，但此种作法仍有潜在困难。
工业生产总值成长（8.2%）远低於以往同期10%以上的表现，为经济增长减缓主因。惟此一结果在中共为改善部分「国有」部门亏损（如纺织、煤炭等）实施「限产压库」下应可理解，未来或有助於「国企」经营效率的提升。
在1997年基数较低下（-71.5%），协议外商直接投资成长率略有回升（10.1%）；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9.7%）与出口（13.2%）在东亚各国货币遽贬威胁下，表现已较各界原先预期为佳（1997年全年分别为8.5%、20.9%）。尤值强调者为国际收支帐仍保持盈余，1,406亿美元外汇储备为朱熔基於「欧亚高峰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贡献和牺牲」提供较佳保证（注4）。
大陆货币供给与信贷增长已明显高於经济成长（1998年3月M2与贷款均较去年同期增长15.4%）；1998年3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率由13%下调至8%，银行利率亦再次微幅下调，显示为配合刺激内需，其货币政策已逐渐趋向宽松（注5）。
大陆房地产闲置问题（注6）及其与大陆金融体系不良资产的关联性仍存，惟於各地住房改革先後开展（注7）以及「国有」银行加快信贷投放进度下（注8），房地产景气似有扭转之势（注9）。
由於大陆物价水准仍然极低（商品零售价较1997年年同期下滑1.5%，居民消费价上涨0.3%），亦提供大陆采行刺激国内需求，进而扩大就业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
大陆对引导民间资金投入重点领域（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口新技术装备进行企业改造、环保、新兴服务业、房地产），以及拓宽投资筹资来源（注13）仍具相当自信。但若许多领域市场未能完全开放，致民间参与意愿低落，拓宽筹资来源进展亦不若预期（注14），则钜额基建资金来源仍需由「国有」银行与各项产业规费税收（如电费、水费、通行费等）支应，这不但对原本体质已不甚健全的金融体系造成沉重负荷，各项税费提高更可能对社会安定产生不利影响。
在大陆对「公有制」的坚持下（注15），「国企」改革恐非仅止於经营效率（1998年首二月营利衰退80%）降低与帐面失业率（登记失业率3.1%）提高的问题，许多下岗职工宁愿每月领取较低补助并享有一切福利，与「国企」关系仍未切断，欠缺再就业动力（注16），如大陆未能提供诱因以加快职工分流速度，对於再就业工程的进展（注17）、人力资源运用、以至於服务业等新经济增长动力的发展或将产生迟滞的效果（注18）。
「中国人民银行」在面对大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时，态度已较过去开放许多，惟此一难题系制度问题及长期积累的结果，实际状况难以精确估计。在大陆金融制度朝国际惯例接轨之际（注19），仍须谨慎因应内外冲击可能造成的不良後果。
因应措施：大陆经济在历经持续2个季度的走低後，1998年经济形势似乎并未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更加明朗。综合「中国社科院」、「国家统计局」与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析意见，今年大陆仍应有机会达成预定经济增长目标（注20），但在持续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国企」问题在改革推进下逐渐暴露，以及东亚经济情势依然欠稳下，大陆总体经济（注21）的困难度已显著提升。因此中共极可能针对後三季经济表现，对经济政策作出较以往更为立即明确的调整：
朱熔基就任後已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施政理念，若能使「强中央」与公私部门职能分明的概念得以具体落实，则中央宏观调控与财政支付能力（1997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11.6%；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5.8%）的增强，以及市场经济资金的有效转换（注22），或足以因应改革所需。因此若大陆在消费、外贸等方面仍保持平稳，中共除将持续引导市场经济部门（例如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朝向其所支持的重点领域进行投资外，大陆进一步（但有限度地）采取改变政府职能、推动「国企」改革、建全金融市场等措施的可能性亦将提高。
若後三季经济表现仍不如预期，则在避免大量失业以维持社会稳定前提下，大陆仍有进行扩大财政支出、投资减税、增加货币供给、调降利率等政策的空间。惟扩张性政策或将导致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及维护金融秩序等既定经改目标，其执行进度可能稍缓，但应不致停顿。
注1一些外国传媒甚至据此称大陆已步入「衰退期」，但大陆经济学家刘国光与香港东方惠嘉证券首席分析员Michael J. Taylor并不同意此一看法，认为大陆经济虽面临一些困境，但仍具资源财力解决困难，且外国传媒评估方式并不正确。参考"China's Coming Recession"，The Economist，1998.5.2-8，p.11；「新华社」，1998.5.5；信报财经新闻，1998.5.7，10版。
注2朱熔基预估第一季经济成长7.5%系於访问法国期间所发表。此外，大陆传媒与国际媒体近来对大陆统计数据品质再度发出质疑。更准、更快、更全：调正统计晴雨表，人民日报，1998.4.26，4版； "China：Gradual Economic Reform Presupposes Growth"，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8.4.28，p.8）
注3如「计委」投资研究所张汉亚主张将1998年投资增长控制於18%-22%区间内，已较原定10%目标高出许多。「新华社」，1998.4.8。
注4朱熔基，加强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第2届亚欧会议讲辞，1998.4.3。
注5由於大陆物价仍处较低水平，实际利率高，因此名目利率似存有进一步调降空间。参考
台湾联合报引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报告内容，1998.5.7，13版。
注6如上海商业办公大楼空屋率预计将达60%-70%，近10年兴建办公室较香港40年来更多。"East Asia's Whirl Wind Hits the Middle Kingdom"，The Economist，1998.2.14，pp.29-31。
注7 "Home Economics"，The Economist，1998.4.18。
注8如建设银行今年将新增1,000亿元信贷用於住房等项目。「新华社」，1998.5.4。
注9首季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4.1%。「新华社」，1998.5.5。
注10如大陆经济学家樊钢鼓吹人民币适度贬值以纾解出口竞争压力。香港大公报，1998.4.12；
台湾工商时报，1998.4.13，7版。
注11「中国人民银行」2月下旬已对34个城市进行城乡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结果。「新华社」，1998.4.2。
注12樊纲称大陆面临「通货紧缩」，放松银根与降息效果不大。惟是否如此似需进一步验证。同注10。
注13包括银贷、发行长期建设债券、调整基础设施收费、基础设施股票上市、利用外资、BOT、项目融资等。「新华社」，1998.4.13
注14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没有适合投资项目以及没有合适筹资方式为企业投资增长乏力主因。银贷与自我积累仍是主要筹资渠道。「新华社」，1998.4.14。
注15朱熔基在四月赴欧期间明确对外宣示「国企」改革绝非私有化。
台北驻英办事处，朱熔基应「中」英48家贸易集团邀请在伦敦市政厅演讲内容及答问，1998.4.1。
注16大陆就业理论专家冯瑞兰称大陆失业率攀升关键因素之一为下岗职工就业观念问题。香港星岛日报，1998.3.30；
台湾中央日报，1998.3.31，8版。
注17再就业培训开支将成为今後几年消费重点。「新华社」，1998.5.5。
注18「外经贸部」龙永图认为大陆服务业已具扩大开放条件。「新华社」，1998.5.5。
注19大陆已开始施行新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新华社」，1998.4.27
注20同注5。并参考「新华社」对1998年春季「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的引述，1998.4.27。
注21大陆学者胡鞍钢称「较高成长、较低城镇失业率」为现今首要目标，可能需时4-5年方能达成。「新华社」，1998.4.5。
注22大陆「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邱晓华称民间持有约4,000亿元人民币应得以转换成为投资，而达成8%经济成长目标需6,000亿元有效需求。香港「中国通讯社」，1998.2.27。
二、大陆知识分子呼吁中共加速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前後，大陆知识分子要求中共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此落彼起。1998年3月「两会」之後声浪又起(见表一，p.8)。国际媒体(Far East Economic Review，1998.3及Newsweek ，1998.4.13)称之为「北京」之春（见p.11节译）。
早在1993年，继魏京生等之後，敢於冒中共大不韪，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首先是民运人士杨周和秦永敏，他们发表「和平宪章」（草案），明白揭示多元化民主政治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要求中共拿出诚意，从上而下地进行政治制度的转变（联合报，1993.11.16）。
1995年5月，大陆知名高级知识分子发表「『六四』六周年呼吁书」，题为「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签名者有科学家王淦昌、北大教授周辅成等45人。（九十年代，1995.6,p.76）
过去类此呼吁，虽声浪不断，但均遭中共视为叛逆，力加压制。如杨周、秦永敏即曾遭逮捕。而近一年来，大陆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的活动，则益趋积极。他们通过种种形式，提出要求中共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其中，有的写书、写文章；有的上书江泽民、上书「人大」、「政协」；有的向国内外记者、政要表达自己的主张；有的则邀集意见领袖举行座谈会，如针对政论性新书「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座谈会；海耶克经典著作座谈会；及「方法」杂志第三期刊出「关於法治、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笔谈即是。在这类座谈会，不仅可以听到尖锐火辣的「政改」言论，而且可以发现「政改」理论多有新的突破。兹将近期部份大陆知识分子重要「政改」言论分列如次：
表一 大陆「政改」呼吁事件（1997.4-1998.4） 1998.5 制表
| 姓名 | 要求改革主题 | 时间 | 资料来源 |
|---|
| 李黎（清华大学教授） | 普选及直选国家最高领导人。 | | 「政治体制问题」，许明主编，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二十七个问题，1997.4。 |
| 商德文（北大经济系教授） | 进行政治改革，直选国家领导人。 | | 香港南华早报，1997.8.6。 |
| 于光远(经济学家) | 对商德文意见公开赞成 | 1997.8.6 | 香港南华早报，1997.8.6 |
| 王 珏(中央党校教授) |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 1997.8.6 | 中国时报，1997.8.16 |
| 秦永敏（武汉） | 致函江泽民，要求进行省级与中央官员普选，保证街头抗议及罢工的自由。 | 1997.8.12 | 本会资料。 |
| 李君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 | 接受访谈时表示中共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障碍。 | | 中央日报，1997.8.14。 |
| 林牧（前总书记胡耀邦秘书） | 发表公开信，呼吁推行民主政治及重新评价六四天安门事件。 | 1997.9.1 | 本会资料。 |
| 刘 吉(「社科院副院长」) | 人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乃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 1997.9.1 | 中国时报，1998.4.14 |
| 鲍 戈(上海民运人士) | 反对个人崇拜和专制 | 1997.9.8 | 中央日报，1997.9.9 |
| 秦永敏（武汉），徐文立（北京），王希哲（美国），卢四清（香港） | 联名发表「告全国工人同胞书」，强调工人有权成立独立的工会。 | 1997.12.22 | 本会资料 |
| 徐水良（南京） | 提出「中国改革简纲」，建议大陆当局先用五年时间实现言论结社自由，再花五年时间实现民主。 | 1997.12.29 | 本会资料。 |
| 沈庆良（安徽） | 发表「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之呼吁书」 | 1998.1.2 | 本会资料。 |
| 林庆书（福建） | 上书乔石，要求乔石於「人大委员长」届满前，央制定新闻法、游行示威法、罢工法及结社法。 | 1998.1.7 | 本会资料。 |
| 方觉（前福州市计委副主任） | 提出「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要求大陆当局澈底平反六四，实现县以上「人代」直选，以及新闻出版和结社自由。 | 1998.1.11 | 中央日报，1998.1.14 |
| 李慎之（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 发表「也要推动政治改革」，呼吁不要固守「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改采「人权即公民权」，并认真推进政治改革。 | | 改革双月刊，1998年第1期，1998.1.20。 |
| 秦永敏（武汉） | 致函李瑞环，要求出席三月举行的「政协」会议，主张逐步开放党禁、报禁，自下而上进行民主选举，成立宪法法院。 | 1998.1.31 | 本会资料。 |
| 董辅礽（经济学家） |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称：市场经济要求改革政治体制，包括：政府机构和职能要适应经济体制需要，法制及民主。 | | 「中新社」，1998.2.19。 |
| 马立诚、凌志军（人民日报评论员） | 出版交锋，披露大陆内部理论界左右两派交锋的过程，展示和批判1994年以来左派万言书（据报导刘吉为总顾问，该书已为北京官方文书）。 1.1998.2.27北京举行海耶克自由宪章之讨论会（据报导由经济学家毛宇顺所邀请），海耶克的通往自由之路，自由秩序原理二本书出版解禁。 2.比较经济与社会制度杂志1997年刊出一篇关於河南县级人大选举的报告，认为公平的选举能够抒发下层的压力（汪道涵认为该报告值得阅读）。 3.1998年3月方法杂志计划出版一篇有关呼吁中共党组织与政府及军队分开的文章。 | | 新闻周刊，1998.4.13 远东经济评论，1998.4.2； 中国时报，1998.4.14。 |
|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 | 呼吁创造民主与自由言论的空间和气氛 | 1998.4 | 法国广播电台，1998.4.14 |
| 军 方(政革派) | 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军队国家化 | 1998.4 | 法国广播电台，1998.4.14 |
军 方(政革派) 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军队国家化 1998.4 法国广播电台，1998.4.14
资料来源：1.本会综合整理。 2.部份资料尚付阙如。
从历史上看，此次大陆知识分子政改言论，实为过去大陆知识分子「政改」言论的再现。长期以来，此种言论，乃随当时政治环境及气氛的变化而有起伏，当大陆采宽松政策，知识分子就抬起头来大胆鸣放，反之，则噤若寒蝉。这种情形，已经经过多次的循环。
特点：而此次大陆知识分子所以发出「政改」呼吁，可能由大陆内部改革派呼声所引起。因中共面对极左派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马列理论难以打破，故有「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倡议，随之并有「十五大」之「国企」股份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其倡议者如刘吉，即为江泽民智囊；如于光远即为反极左派的改革派。随大陆当权派的倡议，继乃有知识分子的鸣放。惟大陆知识分子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显然不同。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仅止於机构精简，效能提昇，本质上仍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大陆知识分子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则为扬弃大陆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实现普选国家领导人。两者南辕北辙，理念与实质，均有极大差距。
原因：最近「政改」呼声有以下可能之原因
目前大陆正极力宣扬「民主」，以图改变国际形象。如中共宣传基层选举的「村民自治制度」，此即「民主」（「新华社」，1997.11.24），并邀请美国学者前往大陆基层参观访问及举办「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新社」，1997.11.21）。
朱熔基任「总理」务实之形象。在1998年3月19日记者会上对大陆民主化问题之答覆给人开明之印象。
江泽民之言论。他在访美时，在洛杉矶更宣称：「下个世纪中国将成为民主国家」（澳州广播电台，1997.11.3）。
研析：在这宣传中，如不分辨「民主」的语意学内涵，则极易导致观念混淆。因中共「十五大」发言人徐光春曾宣示：「中国绝不会仿效西方的民主政体，因为事实证明，西方民主并不是一个万灵药。」（法国广播电台，1997.9.12）。因此，大陆知识分子期盼的「民主」的到来，尚有一段艰辛、漫长的历程。
| 「北京」之春（节译自Matt Forney,远东经济评论,1998.3,pp.20-22；George Wehrfritz,新闻周刊,1998.4.13,pp.12-17） 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76岁）在1998年1月改革杂志发表「也要推动政治改革」，说明大陆政治改革的推动将决定经济改革的成败。自从李慎之的文章之後，许多杂志文章呼吁直选，教授们组织会议探讨政治改革。目前看来，像是自1989年以来最温暖的春天。在三月中旬，朱熔基在就任「总理」的记者会上，他也赞成选举的原则，这是多年以来，中共内部并未面对政治上的定时炸弹。 目前的辩论和1980年代的辩论迥然不同，当时中共党内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现在这些要求改革的学者自称为自由派，他们的主张包括：大陆目前的政府组织是为了管理已经渐不存在的计画经济，官僚庞大且贪污，所以必须予以缩减；这些改革都需要选举、法律体系及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自由派的想法与两年前新权威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要权力集中在「北京」。朱「总理」的新政策和他们的看法不谋而合，但对於许多自由派学者而言，朱就太过於保守。李慎之在他的文章中，要求大陆尽快采取人权及公民权的世界标准。大陆「北京」地质大学最近一场演讲,受邀的经济学家毛宇顺（70岁）呼吁：市场经济不能离开个人自由,我们所要的就是人权。毛的新书中国道德的前景,一年前尚备拒绝出版,但目前这本书已卖出25,000本。他并於2月27日在「北京」邀请学者参加耶克自由宪章之讨论会，而1998年3月方法杂志计划出版一篇有关呼吁中共党组织与政府及军队分开的文章，比较经济与社会制度杂志1997年刊出一篇文章要求以民主确保廉能的政府，汪道涵认为该报告值得一读。 但是这些评论的出版还是有限制，北大经济系教授商德文在1997年发表一篇文章，要求三权分立式的政府，但目前仍无法找到出版商，「北京」异议人士徐文立也遭大陆当局的留置询问,这种直接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吁还是需要中共高层的支持。江泽民1997年10月访美後,大陆官员不再将美国视为意识形态的敌人。朱熔基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坦诚,也使得大陆内部要求自由、透明与法治的呼声振振有词。钱其琛表示考虑签署联合国政治与公民权力公约也引发内部人权的辩论。自由派学者认为江泽民最近释放出三个讯息，1月他告诉中央纪律委员会，亚洲的政府过於封建，这是中文「专制」的同义词；在2月，他要求在12月举行邓小平改革20周年的纪念；在3月，他告诉一群专家要他们更加地自由，就像邓小平在1980年代鼓励改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事件会在5月北京大学纪念百年校庆时达到高峰。而在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等所著的交锋一书中,披露大陆内部二十几年来理论界左右两派交锋的过程,展示及批判1994年以来左派万言书,据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为该书的总顾问,而江泽民与其幕僚在书中认为是支持政治改革,虽然这并不代表江最终会与其前几任领导者倾向自由派。 |
三、大陆统计作业自我检讨
人民日报1998年2月26日第4版文「更准，更快，更全：调正统计『晴雨表』」公开批评政府人员统计作业「弄虚作假，不容轻视」。一方面显示大陆官方数字仍有虚假之成份。另一方面也显示朱熔基主政之作风。
大陆「国务院」所属「国家统计局」会同「监察部」、「法制局」（现已改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月前联合举行「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以求明悉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结果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0,000多起，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占56.7%；拒报、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占18.4%；其它统计违法行为占24.9%。据「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长」说，这60,000多起算是比较轻的，另外「主案查处」了15,000多件情节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当事人要受行政或刑事处分（了望新闻周刊，1998.4.13，pp.10-16）。
据被徵调参加「检查」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强说，统计中虚报、瞒报、造假的现象，在县、乡、村三级是普遍的，很多地方的统计数字是糊涂帐，基层单位一般都有两本帐，一本对上，一本自己用。报统计数字不是根据事实，而是看对本身有无利益：如果事涉利润、税收，就尽量瞒报、少报；如果多报能获「表扬」，就多报。整个情况是「村骗乡，乡编县，一级一级往上骗！」。
大陆高层也明白，统计数字普遍造假的根由，在於「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政风，即当官的只要向上报出好看的数字，就会被提拔重用。有的地方把「完成或超额完成经济工作任务」当做升官的唯一条件，因而当事人便以虚报统计数字的手段，来达到升官目的。。
1958年时，大陆曾发生过一次全面性的统计数字竞相造假，造成极严重的社会性灾难，大陆同胞为此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命代价。事後大陆曾为此痛加检讨，引以为戒，并因此而优先制颁了「统计法」，1996年更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将该法加以修订。现在事实证明，该法的权威并未确立，「统计」仍被儿戏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统计数字，有「水分」是必然的。
四、黄河断流显示大陆缺水危机（「新华社」，1998.3.20）
大陆第二大河黄河，於1972年发生第一次「断流」，即河水在未入海前即告乾枯。到了1990年代，已恶性发展到年年断流，且断流河段及时间不断延长。据设在黄河三角洲上的东营市的利津水文站统计，1994年断流3次，累计断流75天；1995年断流2次，累计120天；1996年断流8次，累计128天；1997年断流13次，累计226天；今(1998)年截至2月24日止，55天中已断3次，累计44天。1997年全年来水量仅18点8亿立方米，为多年来水量平均的5%。1997年至1998年首次发生跨年度断流。缺水已严重危害了黄河流域经济活动，造成了严重损失。
大陆将黄河断流的主因归咎於自然因素，把「人为破坏」列为次要，仅承认「在资源开发和基本建设过程中，大面积开挖，损坏了地貌，尤其是薪柴、草皮、秸杆等消耗过大，使植被资源难以恢复，草场退化严重」，而未触及外界公认的1950、1960、1970年代无限制鼓励人口增长，及长期对水源涵养林地滥伐等政策性失误。
枯水问题并非黄河独有，在大陆是个全面性问题，各地区及大河道缺水只是程度不同。据大陆统计，大陆人均年水资源占有量仅2,300立方米，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 ，而水资源的80%用於农业灌溉，若缺水状况继续恶化，首当其冲受负面影响的便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美国的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注意到大陆缺水问题，它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的缺水威胁到粮食生产，日益发展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的水资源竞争，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粮产将大幅下降，此将导致大量进口粮食，引发世界性粮食危机。
大陆至今仍未从治本方面考虑缺水危机，而一直在做「南水北调」的各种评估，拟议中的「调水」路线有东、中、西三条，东线是从江苏扬州附近的长江，以每秒1,000立方米抽水，经1,870公里输水道输往北方，年供水量153亿立方米；中线是从汉江引水，经1,389公里水渠，每年引水145亿立方米到河南、河北、天津、北平四省市；西线是从长江上游凿隧道穿过巴颜喀拉山往黄河，年调水195亿立方米。三者的预估工程费分别是75亿、548亿、1,567亿人民币。大陆水利界人士认为从东线引水较有可行性。但这一切至今尚止於议论。
五、中共党校召训民主党派领导人士
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班」，於3月30日开训，4月17日结束。参加研究班学习的有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包括7个党主席。「九三学社」、「工商联」主席因年迈由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主持开训，强调坚持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李瑞环到校讲话，承认统一战线确实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九届「人大」、「政协」两会落幕不久，开班召训民主党派领导人，探究其原因，应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在「人大」、「政协」的选举中，获得高票，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并可能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面临挑战。故中共迅即行动，对民主党派领导人进行教育，以资防制。
大陆有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私营经济）。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政协」是民主党派的主要舞台，在「人大」也可扮演配角。此次被中共提名任「人大副委员长」者有：民盟（民主同盟）主席丁石孙、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何鲁丽、民进（民主促进会）主席许嘉璐、民建（民主建国会）主席成思危、九三学社主席吴阶平、农工民主党主席蒋正华。任「政协副主席」者有：致公党主席罗豪才、台盟主席张克辉、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在等额选举中，提名等於当选。但拜无记名投票之赐，「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以选票表达了对朝野党派候选人的好恶，结果竟将中共的提名次序打乱，甚至颠倒过来。19名「人大副委员长」的得票，6个民主党派的主席，都从後段跃向前茅。其中民建、民盟主席，更从提名的倒数三、四名，登上冠亚军。而中共政治局委员、原「副总理」姜春云，则由提名的第三落到倒数第一。「政协副主席」的选票，也是如此情况。提名殿後的致公党、台盟、工商联的主席，都向前大跃进。如果是差额选举，共党候选人必然落选不少。虽然等额选举保证当选，此选票表达的政治意义，一定令中共高层感到震惊！
在此民主时代，民主党派党可长期充当政治花瓶？从「人大」、「政协」的选举分析，不仅民主党派人士都想有所作为；即使共产党员亦对民主党派有所期望。这确是对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当头棒喝。中共高层似未觉悟，故处理方式僵化不变。先是在公布「人大」、「政协」的当选名单时，毫无民主选举观念，不管得票多寡，死守提名次序。继又举办研究班，召训民主党派领导人。都在显示共党的领导权威。民主党派人士多为知识分子、社会菁英，有一定的影响力；当政局动荡时亦举足轻重。中共的统战策略及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如何发展，值得继续观察。
六、朱熔基出访英、法开展经济外交
朱熔基於1998年3月31日起至4月7日止访问英、法两国。朱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开展经济外交，其内涵主要如下：
(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亚欧高峰会议并会见欧盟各国领袖。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建设性夥伴关系与领导人会晤体制化。会中，朱宣称人民币不贬值，获得各国赞扬，为大陆树立新形象。
(二)大陆欲向欧盟「取经」，以便进行金融改革，拉拢欧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环，以增强与美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抗衡的筹码。而欧盟则希望藉与大陆交往，促使大陆演变成致力於法治和尊重人权基础上的开放社会（美国之音，1998.4.2）。
(三)访英意在修复因香港主权归还所产生的磨擦，发展双边跨世纪，稳定的全面合作关系。希望与英国金融界合作，开放英国金融保险业在大陆开业，拉拢英国的企业界赴大陆投资，以维持其经济成长。
(四)访法乃进行大国外交，为其多极化全方位外交布下重要一棋。朱熔基鼓励双方中小企业加强合作，从中可窥探其方向策略上的转变（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此行亦可视为大陆对欧洲外交日益重视的具体呈现。
七、大陆对新闻媒体的操控
大陆一向视新闻媒体为「党的喉舌」，并作为其稳固政权、维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中国共产党对於大陆新闻媒体一贯坚持「党性原则」高於一切，并且建立严格的保密体系与制度，对於新闻自由也加以遏杀，以防止任何不利於中共统治的情况(新闻事实)出现。
(一)操控新闻媒体的组织架构
中共操控新闻媒体在组织架构上最主要的特色，乃掌控权在「党」而非「政府」的手中。中共控制新闻媒体的最高部门为党的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以及该部所辖的地方各级宣传部。尽管政府机构中也设有「新闻出版署」(省级称「新闻出版局」)，但该署对於新闻媒体却无任何决策权，该署及「新闻出版局」所管理者只是中宣部在原则方针已经确定之後的一些事务性工作而已。事实上，中宣部对新闻媒体的决策权仍然有限，真正主控者仍在於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
(二)操控媒体的方式
中宣部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掌握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使之不脱离党的方针、路线、 政策或策略。中共党中央及地方各级宣传部均设有部长一名， 副部长若干，其中一名副部长即专责媒体的控制。中宣部 下设新闻局及文艺处，其职责即在定期检查新闻出版 物，并了解内部人事动向。「六四」後，中共又在中宣部下设 审读室，负责阅读及审查当日报刊，及时向上级呈报。在 「党性原则」下，大陆的新闻媒体充斥「泛政治化」的现象。
掌控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及人事任命权。其人事任命的主要 原则为：１「第一把手」必须是中共党员；２对「第一把 手」的党性原则作历史和现实的全面审查；３在重要媒体中 秘密安插中宣部及「国安部」人员，负责对各该新闻媒体 的动向进行「盯梢」，并定期向上级机关汇报。
利用新闻媒体收集社会动向与民意，向上级反应。事实上， 大陆的新闻媒体在对象、任务及组织架构上具有双向型的特 徵。在专区以上一级的新闻媒体中，都设有两套人马，一套人 马专责出报，对象为一般人民，另一套人马则负责撰写内参资 料，类似情报蒐集，资料仅供上级参考。由於「内参班子」具 有重要性，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均经过层层筛选。
(三)大陆对新闻媒体操控之趋势
一般而言，大陆目前对於新闻媒体的控制比之毛泽东时代，已经放松许多，此乃与大陆近年来推动改革开放政策有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中共在策略上已经调整过去的「泛阶级斗争」策略，让报纸享有较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此外，随著大陆市场机制不断强化，中共已无力量像过去一样，在财力上对新闻媒体进行「全包干」。因此默许各新闻媒体在不违背党的原则下，自行「谋财」，以求自力更生。此亦导致新闻媒体广告业的出现，以及一些休闲性质副刊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大陆对新闻媒体的监控态度与策略仍未有所改变，上述放松策略能否逐步演成大陆新闻自由之发展助力，目前尚言之过早。
贰、两岸关系
一、两岸两会副秘书长会商
自从民国84年6月16日大陆方面推迟第二次辜汪会谈及两会所有交流以来，两岸协商中断已2年10个月。经我方不断努力，并因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大陆方面终於在1998.2.24由海协会来函正面回应我方建议，在双方恢复协商前，先扩大两会交流，加强彼此沟通。
经两会数度函电往来，我方也主动提议应由适当层级人员当面交换意见。经磋商，大陆方面终在1998.4.13同意照我方建议，举行两岸两会副秘书长层级对话。
海基会乃於1998.4.22派由詹副秘书长率团赴大陆，就扩大两会交流互访、加强两会会务联系及海基会辜董事长访问大陆等相关问题，和海协会代表举行会谈。由於此行系两岸中断协商以来两会首度之正式磋商，象徵两岸两会关系的重新启动，对双方而言，均具有重大之意义。
詹副秘书长此次赴大陆与海协会副秘书长李亚飞共进行二次正式之会谈，并於1998.4.23下午会见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双方於会商及交换意见过程中，就安排海基会辜振甫董事长赴大陆参访一事获致初步共识，詹副秘书长并代表我方正式邀请海协会副秘书长率团访问台北。至於两会各层级人员之交流互访亦可做进一步之规划。
本次会谈，乃是两会制度化协商与联系中断2年10个月来重新启动的起点。双方在持续进行对话与沟通上（以副秘书长级为主）、以及短期目标上（年内促成辜汪会晤），均有共识。我方将继续推动扩大两会交流互访与会务联系有关事宜，以使两岸两会接触对话回到制度化的轨道上稳定运作，为促进两岸关系和谐与安定创造有利环境，并促成制度化协商早日恢复。
二、「民众对目前两岸关系的看法」民意调查
民国84年6月，大陆方面片面中断了两岸间制度化的会谈，并企图以军事演习威胁我方，自此两岸关系陷入低迷。两年多以来，在我方不断的呼吁之下，大陆海协会终於在1998.2.24回应我方，来函表示有意恢复两会的交流与协商。为了解民众对於目前两岸关系及两岸协商等问题的看法，本会特委托柏克市场研究顾问公司於1998.4.4-5，以电话访问台湾地区20岁至69岁之成年民众，共完成1,067个有效样本（95％的信赖度，抽样误差在3%以下）。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
—对於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走向，主张「维持现状，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者仍居多数。整体而言，倾向於统一的民众仍超过倾向於独立的民众。
—大多数民众感受到大陆当局对我们政府的态度是不友善的，惟比率已有明显的下降。
—对於发展两岸交流与外交关系的优先性，有将近半数的民众认为两者一样重要。
—在民众对两岸协商的态度方面，一年来皆有超过七成的民众认为我们应该与中共进行协商，且多数民众认为协商的中断，对於两岸关系整体的发展是不利的。
调查结果各项百分比如下：
(一)对於两岸关系未来发展走向，广义的维持现状占绝大多数（85.9%）。相对多数民众(39.2％)主张「维持现状，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主张「维持现状，以後走向统一」和主张「维持现状，以後走向独立」的比率分别为17.7％和13％。另外，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比率为16％；而主张「尽快宣布独立」和「尽快统一」的比率皆为少数，分别为6.1％ 和3.2％。与1997.11月的调查结果比较，主张「维持现状，以後走向独立」的比率上升了6.3％ (如图一) ，「尽快宣布独立」(过去调查所使用的选项为「尽快独立」，本次依学者建议修改为「尽快宣布独立」)的比率则下降至一年来的最低点。
图一
至於如果大陆和台湾在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条件相当接近的情况下，有近四成六（45.8％）的民众表示赞成两岸统一，但也有四成的民众表示不赞成（如图二）。与1997.11月的调查结果比较，赞成的比率下降了6.4％。
图二
对於中共所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超过八成（81.2％）的民众持反对意见；而表示赞成者不到一成。若进一步询问如果大陆方面打算用类似统治香港的方式来统治台湾，有近八成的民众表示无法接受（含「不太能接受」45.1％、「完全无法接受」33.8％）。
(二)对於两岸关系敌对或友善的看法，超过六成(63.2％)的民众认为大陆当局对我们政府的态度并不友善(含「不友善」56.8％、「非常不友善」6.4％)。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八月的调查结果比较，民众感受到中共对我政府的敌意大幅降低了19.1%。
(三)对於发展两岸关系与外交关系，有近半数(49.1％)民众认为二者「一样重要」；有二成六(26.4％)的民众认为「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比较重要；而认为「发展两岸关系」比较重要的比率为一成五(15.3％)。与1997.11月的调查结果比较，认为两者「一样重要」的比率明显上升，是历年调查结果的最高点(如图三)。此外，如果发展外交关系会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时，仍有高达六成九以上的民众赞成继续发展外交关系。
图三
(四)民众对过去两岸间进行的协商，表示满意与不满意的比率，分别占36.1％及36.8％。其中不满意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协商对我们并无帮助或无实质效果（占36.7％）；其次是觉得大陆对台湾不友善（占30.4％）；或协商的步调太慢（占9.9％）。
对於两岸协商已中断两年多，有近四成七的民众觉得我们对此事不应该著急(含「不应该」45.4％、「非常不应该」1.5％ )，有三成七的民众表示应该著急(含「非常应该」2.5％、「应该」34.5％)。至於我们应不应该与大陆方面进行协商，有七成三（73.6％）的民众持肯定的态度（含「非常应该」5.1％、「应该」68.5％）。
至於两岸协商中断两年多对於两岸关系的影响，有四成一（41.5％）的民众认为对两岸关系整体的发展会有不利的影响(含「不利」39.1％、「非常不利」2.4％)，认为有利的占二成九（含「非常有利」1.1％、「有利」28.7％)。此外，如果短期内两岸仍然不能恢复协商，多数民众(48.2 ％)认为对两岸文化交流「没有影响」；相对多数民众认为对两岸经贸、政治交流会「有负面影响」，其比率分别为41.2％及42.6％。
关於两岸协商中断两年多，责任主要在那一方，大多数（64.4％）的民众认为「双方都有责任」，认为责任在「大陆方面」的比率约二成二（21.9％）；而认为责任在「台湾方面」的仅2.3％。
参、大陆工作
一、本会举办「民国八十七年南部地区赴大陆投资厂商联谊座谈会」
为加强南部地区赴大陆投资厂商之联系与沟通，本会、经济部、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及全国工业总会等四个单位，於本(1987)年4月21日在高雄市举办「南部地区大陆投资厂商联谊座谈会」，由海基会策划执行。座谈会由本会许柯生副主任委员主持，经济部林义夫次长、海基会张良任副秘书长、工业总会何君毅秘书长共同出席。与会南部地区厂商代表近250名；高雄市长吴敦义亦莅会致词，表达高雄地区企盼加强「境外航运中心」之功能及当地厂商之心声。
许副主任委员在会中发表「两岸关系与大陆经贸政策」专题演讲，就两岸关系作一回顾与展望，并说明政府大陆政策。他指出，政府秉持「和为贵」的一贯原则，务实面对两岸现状，持续改善两岸关系，追求国家民主、自由、均富的统一。现阶段大陆政策是以「交流」与「协商」为两大主轴。今後将本於既定政策，朝以下几个方向努力：(一)推动恢复两岸协商，强化协商机制；(二)凝聚大陆经贸共识；(三)循序放宽两岸经贸限制。规划措施包括：继续追求两岸贸易稳定成长，逐步开放大陆物品进口；有秩序、有计画地引导企业赴大陆投资，发展两岸产业分工体系；继续扩大「境外航运中心」内涵及功能；扩大引进大陆科技及产业技术人才；加强两岸经贸人士及官员互访，促进良性互动；以及加强对台商之辅导服务。
在座谈会中，厂商踊跃表达意见，其中较重要者如：建议政府开放两岸直航，降低业者经营成本；放宽大陆投资厂商之干部来台受训；放宽大陆生产零组件回台组装；开放金融业赴大陆设立台资银行；协助赴大陆投资中小企业予以融资保证与投资协助；协助解决银行办理台湾与大陆间接汇款问题及半成品转输回台湾时重复课税；建请由海基会在大陆台商密集城市设立据点或其他常设机构等。同时，业者希望政府在南部地区多举办类似活动，加强沟通效果。
以上厂商建言，由相关单位出席代表答覆，并就现行政策充分说明，同时亦承诺将加强对南部地区厂商的服务及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