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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汪會談六週年中外記者說明會

  • 發布日期:88-04-30

本會蘇主任委員八十八年四月卅日(星期五)上午十時三十分中外媒體記者會報告事項及詢答事項如下:

報告事項:

一九九三年四月底在新加坡舉行之「辜汪會談」至今適逢六週年,本人當時雖仍未進入政府部門工作,但十分榮幸得以學校教授身份恭逢其盛,現場觀察了「辜汪會談」,其後本人亦有機會參與政府大陸政策的制定以及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

在各位提問之前,本人首先提出幾項說明。首先,自「辜汪會談」以來,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計有兩項正數及兩項負數。第一項正數是兩岸間的交往及互訪不再藉助第三國,而可以直接至對方的土地上往訪。其次是一九九三年兩岸兩會在新加坡首次會談時,國內有許多人甚且前往新加坡示威抗議,但現在此情此景已不再,因為國內對兩岸議題已產生了一致的共識,是故抗議、示威或各式集會等活動已不復見。在兩岸關係發展的負數方面,一九九三年的「辜汪會談」為兩岸關係的最高潮,自此之後兩岸關係便走下坡,尤其是在中共試射飛彈「文攻武嚇」期間更是降至最低點。一九九八年十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走訪大陸上海、北京後,兩岸關係似稍有起色。雖然我們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過程仍不滿意,但整體而言,兩岸關係的發展今年較去年為好,但與一九九三年時相較,仍然難以令人滿意。兩岸關係發展的第二項負數是,由辜振甫董事長領導的海基會,其角色在過去的幾年中不幸地不斷被大陸方面打壓。

總結而言,在過去六年中,我們目睹了非常不穩定的兩岸關係發展歷程,從過去的歷史中我們也學習到三件事,首先是海基會的代表性是不容置疑的,且為兩岸有效的溝通管道,目前也是政府唯一合法授權且為民眾所信任的管道,故我們認為應繼續維持並發揮海基會功能,以改善兩岸關係。

其次是海基會的態度愈具彈性。在一九九三年以前,兩岸所談議題限於技術性問題,例如兩岸文書驗證等議題,這是所謂兩岸接觸的第一階段(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在第二階段(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所談議題則提升為法律性、政治性等具重要性的議題,例如劫機犯、偷渡客遣返等問題;一九九五年五月底,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先生來臺灣與海基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焦仁和先生,達成八項共識,並預訂於同年七月份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在八項共識中,包含同意進行第三階段的兩岸對話,議題涵蓋更廣,包括投資保障協議、農業合作及科技合作等項目。很遺憾的原本第三階段的協商卻因大陸方面飛彈演習而中止。後來在一九九八年二月,行政院蕭萬長院長更進一步表示,任何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民主統一的議題兩岸均可商談。回顧這段歷史,顯示海基會在過去六年以來,其角色愈來愈有彈性,商談議題的立場也愈來愈寬廣。但反觀海協會的商談立場則相對地窄縮,且愈來愈不具彈性,由「什麼都可談」,縮小成「只談政治議題」。

我們學到的第三件事是,在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首度對話時,兩會曾就高度政治性的「一個中國」的問題在香港進行對話,從當年一月到十一月足足談了十一個月的時間,但是當雙方將「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後,事務性議題的商談僅約四個月的時間即達成了協議。故我們學到的是,政治性議題差異性極大,只談政治性議題並無助於打破僵局,反而是與民眾息息相關的事務性議題可以先談,例如一九九五年五月兩岸就劫機犯、偷渡犯遣返及共同打擊犯罪等議題都幾近達成共識。因此我們再度呼籲大陸方面能夠像六年前般務實,就攸關兩岸民生利益福祉的議題先進行商談,也惟有如此,對兩岸關係的開展才有助益。

詢答事項:

一、

就您的觀察而言,大陸方面是否對於實際性議題的商談意願有升高的跡象?

答:

很不幸地,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大陸方面有此意願。海協會副秘書長李亞飛來臺時曾表示,汪道涵先生訪臺時間延後至秋天。所以我們提議這段期間或許雙方可以規劃更多實際性的議題,以便汪道涵先生訪臺時雙方能獲致更多的成果。但對方到目前為止,對我們的提議尚無積極面的回應。

二、

國際因素對於兩岸關係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朱鎔基訪美後中共在國際間出現許多動作,例如本週在紐西蘭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部長級會議時,大陸方面的代表即曾退席;中共對於外國人士在護照上如有臺灣所核發的簽證,就不在其護照上核發中共簽證等事。這些事情是否意味著中共意欲再度藉由國際上的壓力迫使我們走向政治談判的目標?未來在美國、大陸及臺灣間的三角關係應如何取得平衡,才可以維持一個比較穩定平衡的狀態?

答:

國際因素一向都很重要。最近這幾年比較大的變化是,中共較以往更明顯的主動運用國際因素,而在言語上愈來愈不提「反對臺灣問題國際化」。其次,大陸在外交上對我打壓孤立的動作從未停止過。最近除了紐西蘭的事件外,我們也注意到大陸方面在世界衛生組織(WHO)中對各國的說法是,「臺灣是中國的一省」,大陸提出這項說法的同時,也正好是汪道涵先生提到有關「一個中國」八十六字定義的時候。不論大陸方面如何論述兩岸關係,我們仍然看不出大陸方面在國際上有減低對我打壓的態勢。中華民國從來沒有迴避政治談判,我們是民主的國家,社會是開放的,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談,並不害怕跟大陸方面討論這些問題。此外,我們並不認為國際因素是一個特別的問題,我們希望大陸方面不要寄望藉助國際因素解決兩岸問題,否則將會失望。

三、

請問兩岸何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此舉是否會對兩岸對話有所影響?

答:

我們並不知道兩岸分別於何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們認為兩岸是否得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應取決於兩岸各自的貢獻,而不應合併考量。我們也希望兩岸今年都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至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政府也將會適時地讓民眾知道。

四、

您一再強調我方不迴避政治性議題的談判。請問我方何時可與大陸方面就「三通」及「結束敵對狀態」等議題進行談判?兩岸如果在今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是否會對兩岸「三通」造成壓力?我方如何在「三通」的議題上與大陸方面談判?

答:

倘使今年秋天「辜汪會晤」時對方提及這些問題,我們都會有所回應。此外,我們更樂於與大陸方面直接溝通,至於談判則是另外一回事。對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我們認為在兩岸均未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之前尚言之過早。俟我國成為會員後,政府將適時提出對策與看法。

五、

請問我方對於汪道涵先生秋天訪臺之行看法?汪道涵先生秋天訪臺之行是否能如期舉行?

答:

我們對汪道涵先生秋天訪臺事表示樂觀,現在正在規劃秋天「辜汪會晤」相關事宜。目前兩岸爭論的是汪道涵訪臺的期前作業。我們所希望的是能在汪道涵先生訪臺前同時商談具實質意義的事務,意即早些進行實際的對話,不再只是為雙方安排談話而談話,例如可以先商談自一九九五年以來即延宕的事務性議題。距離汪道涵秋天訪臺日期還有五個月,此期間應可作最有效的運用,但大陸方面似乎並不這麼想。

六、

五月一日適逢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八週年,政府目前如何規劃有關「結束敵對狀態」的架構及相關議題?請問您對美方人士所提「中程協議」的看法與評論為何?

答:

八年前中止敵對狀態的宣告,其代表之意義不止是兩岸關係,更有國內全面解嚴、推動民主化過程的意思,這是全面性的意義。其次,中止動員戡亂時期最重要的意義之一,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片面宣布不以武力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這不止是一項善意的宣告,而且過去八年來我政府也在行動上予以配合,尤其在國防兵力結構上做出了調整。我國防預算佔全國GNP比重只有百分之二點五,低於美國的百分之三,更低於大陸的百分之六。我政府的立場是,不要繼續在「終止敵對狀態」的名詞上糾纏,因為我方已片面終結敵對狀態,但大陸還在升高其軍事威脅,所以現在要談的不止是「終止敵對狀態」的問題,而是要談「全面性和平協定」的問題。但兩岸要走到這一步,還須先建立互信,兩岸始能走向和平統一。此外,目前有關「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s)的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與說法。以我們的瞭解,美國比較關心這些問題的人士其看法與我政府的看法極為接近,即兩岸並不須簽定單一文件的中程協議,因為時間還未到。故提到「中程協議」時都採用複數,意思就是說要有好幾個協議,針對不同的問題要有不同的協議,這項看法與我們十分接近。行政院蕭院長在四月八日國家統一委員會會議中曾指出,「兩岸之間有協議比沒有協議好,多協議比少協議好」。協議愈多兩岸關係就愈穩定。假如想一步跳到一個單一文件能涵蓋的中程關係,例如五十年不變,這種說法恐怕是緣木求魚。

七、

請問您對兩岸軍事競賽有何看法?

答:

長程預警雷達純粹是防禦性質。其次TMD是項假議題(false issue),因為在技術方面仍未臻成熟,大陸方面尤其不應對此議題反應過度。我們是主權國家,我們有自衛的權利,但此時此一議題並不成熟,我們也尚未做出任何決定。但將來即使TMD成熟,TMD仍然是屬於防禦性的武器,其性質就像是防禦的盾,而非具攻擊性的劍。如果可能,我們寧願將經費用在經濟等各項民生建設上。兩岸未來軍事發展的關鍵仍然在於大陸方面是否能在減低軍事競賽及政治上的野心。

八、

在兩岸談判的議題上,政府有沒有可能廣開議題,一次攤開來談?

答: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今秋「辜汪會晤」時進行商談。我們的時程、議題都是開放的。目前我們所採取的立場是什麼議題都可以談。

九、

民進黨認為國民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易使國際社會感到困惑,反而無法了解台灣的立場,因此民進黨在立法院中要求國民黨放棄對「一個中國」的說詞,您的看法如何?

答:

政府對「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是認為現在是「一個分治的中國」。我們於六、七年前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是與大陸方面截然不同的。台灣不屬於大陸,台灣與大陸皆是中國的一部分。我不清楚民進黨提及前述說法時,是否了解到政府認為兩岸現處於分治狀態的立場。我們較不願提到「一個中國」,是因為數年前大陸當局開始扭曲我們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支持,而說成我們同意台灣屬於大陸的一部分,這是完全扭曲事實的說法。為避免誤解,我們決定儘量少用「一個中國」而以「一個分治的中國」取代。此外,「一個中國」在翻譯時有語義上的陷阱,易將「一個中國」誤譯為現在式,而誤以為是現存的狀態,實際上我們所謂的「一個中國」是未來式。這種錯誤的曲解對我們是項遺憾,因此我們採用直截了當、簡單明瞭的「一個分治的中國」來表明我方立場。

十、

「江八點」提出願與我方談「結束敵對狀態」的問題,我方在「李六條」也作出回應。但就您剛才的說法,是否表示在我方的認知裡已不存在這項議題?兩岸不需要討論「結束敵對狀態」?

答:

「結束敵對狀態」是結果,而非談判議題的名稱,談妥了,敵對狀態自然就結束了。我們在「李六條」提到這幾個字皆表示這是結果,兩岸共同從事某些合作,以便將敵對狀態終止。然而按目前辜汪會晤由春天推遲到秋天的速度來看,這一過程一定相當耗費時間。我們當然希望這過程愈快愈好,這並非只有我們單方面希望,我相信大陸同胞也都希望兩岸、以至於整個國際社會都能儘快達到和平狀態。然而從目前情勢看來,大陸當局並非熱衷於這項問題。

十一、

西方很多人認為,二十年來台海間維持著軍事平衡並未有很大的改變,您相信台海間存在著軍事平衡嗎?您是否注意到最近大陸方面欲膨脹擴張軍事平衡的趨勢?

答:

台海兩岸的軍事平衡一直處在不穩定狀態,我方以質取勝,大陸則以量取勝,很難斷定哪一方佔上風。遺憾的是,後冷戰時期的近十年,中共加速軍事現代化。在一九九八年,我國國防預算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點五,美國在無蘇聯等大國軍事威脅的情況下,其國防預算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國防預算則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這是值得擔憂的。特別對於中共飛彈的擴增,我們必須保持警覺,並有責任維持兩岸軍事平衡,因為這不僅關係到台灣地區人民的安全,也關係到台海及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

十二、

今天是我方「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八週年的紀念。最近大陸強調新的「一個中國」概念,尤其強調兩岸分治至今仍是內戰的延續。在我方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前,是內戰造成的分治;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我方認為內戰已經結束,那麼兩岸間的分治關係是什麼造成的?又您剛提到所謂「一次性文件」的簽署時間還未到,而所謂「一次性文件」,是否即為「全面性的和平協定」?您認為簽署的時間還未到,條件還不夠,這條件是什麼?是否兩岸在國際上具有對等的國際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答:

我先回答第二項問題,簽署時間未到最主要是考慮兩岸的互信還不夠。尤其若要簽署政治性高的協定,台灣人民及國際社會對大陸能否遵守此協議尚存質疑。因為過去這幾年曾有過不好的經驗,例如第二次辜汪會談說好是一九九五年七月,但是說改就改,這樣的經驗需要一段時間消除。目前最務實的作法是,不要好高騖遠,務實地就一些可以儘快解決的問題簽訂協議,看看彼此是否能夠誠意地來執行這些協議,這是目前我們最關切的。互信若能建立起來,將來若要簽署所謂「一次性文件」便較可行。否則若對方不遵守協議,我方對中共沒有信心,那麼對於穩定兩岸關係並無任何助益。

回到您剛才第一個問題,兩岸關係本質自一九四九年開始就從沒變過,唯一改變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態度、立場。兩岸今天分治是因為內戰關係,而內戰是中共方面所造成的,使中國分裂成兩個國家的也是他們,因為早先他們在國民政府時期即成立一個蘇維埃的共和國。我政府退居台灣後,兩岸一直爭的主要還是制度問題。因為我們不願意生活在共產制度之下,現在全世界共產制度國家都垮了,只餘少數幾個,他們連自己的人民都拼命想逃離,難道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會急著投入共產制度的懷抱嗎?我們在八年前作了一項非常務實的調整,結束動員戡亂時期,我們認為尖銳的「零和」鬥爭方式對雙方都沒有好處,且解決不了問題,最後就是不免一戰。我們看到了如此前景,對中國大陸有更遠大、更善意的期望,所以主動片面地作了非常善意的調整,可惜大陸方面至今尚未作出相對應的調整。我相信若大陸一直堅持對我懷有敵意,我們也必須維護我方立場,時間拖得愈久,對大陸愈不利。全世界的人都可看出,現今仍採敵對鬥爭處理方式的國家實在不多。中華民國和平共處的立場,相信世界大部分國家皆能認同。

十三、

在這幾十年來,兩岸經濟及政治方面差距一直在拉近,而台灣民調顯示有愈來愈多民眾傾向希望兩岸維持現狀。兩岸兩會對話為何一直未有太大進展?是因為兩岸皆希望暫時維持現狀,抑是需要有國際上的第三者來仲裁兩岸紛爭?

答:

問題的關鍵在「對等」。為何兩岸經濟雖然在發展,政治也在接觸,但還是未能化解問題?就是大陸方面一直認為中華民國已經消滅了,認為現在的台灣不過是一個地方政府,是叛離的一省,最後還是要請君入甕,進入和香港一樣的「一國兩制」。現在只不過是在甕外,最後還是要進入已備好的甕裡,不論是在甕外或甕內,都是地方性的,都是低中共一等的,這是大陸的基本立場。因此造成兩岸兩會對話不易有進展。海基會常被打壓,就因大陸方面要面子也要裡子,覺得他們是中央,我們是地方,因此我們就不能有自己的外交、軍事防衛,那麼雙方政治上的談判我們就矮一截,這便是問題的根源。各位看大陸方面汪道涵先生最近的八十六個字所透露的涵義,還是沒有解決這項問題。在台灣這樣的民主國家,沒有人願意接受把我方定位於不對等的地方政府,「一國兩制」在台灣沒有任何市場,我們在台灣地區自由自在生活了五十年,不會接受這樣由上而下的觀念。

十四、

李總統在今年國統會中曾表示,歡迎汪道涵先生的來訪,接續去年的「建設性對話」,進而促成兩岸領導人的會晤。今秋的「辜汪會晤」我們是否可視為達成兩岸領導人見面的重要機會?

答:

這問題有可能被提出來,但無法預測是辜先生或汪先生先提出來,提出來後是否就馬上實行,也無法預測。我們一直不排斥這項問題,李總統在三年前就職演說就已提出「和平之旅」,倘使這次大陸海協會能夠更爽快地安排汪先生來台,我相信這方面的猜測會更有道理。

十五、

您剛提及「對等」是兩岸統一的條件之一,您是否可以給大陸當局三項建議或三項改善的方法以使兩岸統一早日達成?

答:

我並沒有這樣的身分來回答這項問題。但我若代表大部分的台灣人民,相信台灣人民會同意我的說法,我們希望北京當局能給大陸同胞更多的民主、自由,如此,兩岸較有機會達成統一,且北京當局應該尊重人權、尊重民主、對中國大陸人民要更有信心。中華民族是優秀的民族,工作勤奮,值得享有更好的對待。看看廿年來大陸經濟的發展,不就是因為中國人民終於享受了那麼一點點經濟上的自由?若他們能享受更多的政治自由、經濟自由,中國人民所能夠發揮出來的創造力是無法想像的,看看台灣便是。

十六、

您剛剛所提,「對等」是兩岸兩會會談無法進展的癥結所在,而兩岸間互相「爭取主動權」是否也是導致會談進展緩慢的因素?

答:

主動權的事很難說,誰主動、被動並不容易分辨得清楚。有時我們主動,有時他們主動,有時是假主動,有時是真主動。但像我方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放棄使用武力來解決兩岸問題,這是真主動,因為非僅於口頭說說而已,而是採取實際作為。在兩岸關係中,我們覺得大家應多多提出看法建議,但基本上要具可行性,是可以解決的事,而非「哪壺不開提哪壺」,明知不可能解決還要去做,就無意義了。這也就是accessible 的意思,否則就是浪費時間。像美國的華沙會談,談了二十年一百卅八回不易解決的問題,雙方都知道這是在浪費時間。兩岸若能務實談些實在的問題、一些與人民利益相關的問題,而非充滿情緒、符號及高度政治涵義的問題,便較容易找到相互妥協之處。「一個中國」等符號性議題,是牽涉到五十年來的情緒問題,怎可能短期間就解決?因此讓我們進行務實的、與實際生活相關、易達成協議的議題,這才是當務之急。

十七、

您剛才提及,一九四九年以來兩岸關係的本質一直未變,那麼目前仍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嗎?

答:

並非如此說法。「國、共」的說法,已不符現在的情形,我們現在已經是民主社會。兩岸的對立基本上是制度上的對立,這種本質至今尚未改變。若大陸民主化,那麼兩岸制度上差異減少,雙方互信自然會增加。這句話中華民國已經說過很多次,這並非宣傳,各位若仔細思考,應發現是具有很深的涵義,因為這牽涉到每個人的生活。

類別

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