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能從尖銳對立而漸趨緩和，從完全隔絕進展到民間頻繁往來，其 間我們所做的努力常是關鍵；在政治互動、民間交流以及兩岸協商等方面俱有 貢獻。茲分述如次：
(一)在政治互動方面：
政府自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宣布解除戒嚴後，實施開放性的大陸政策。七十七年七月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現階段大陸政策」，提出建設民主、自由、均富、和平、統一的新中國以及推展大陸工作的重要措施。七十九年九月李總統邀集朝野人士在總統府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八十年二月國統會擬訂國家統一綱領，具體宣示以和平、民主方式，追求國家民主、自由、均富、統一的目標與進程。同年五月一日政府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在憲政層次上正視兩岸分治的現實。八十一年九月施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使兩岸互動有法律的基礎與規範。這些具體行動不祇在為開展兩岸關係奠定重要基礎，也在主動展現我方的誠意和善意，其主要內涵包括：
－放棄了過時的意識形態之爭，而以務實的態度重新出發。
－表明了我們追求國家民主、自由、均富、統一的決心。
－明確宣布我方排除以武力方式做為達成統一的手段。
－將中共當局視為統治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不再視其為叛亂團體。
－提出「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合理定位，既符合現實，也不失「一個中國」前提。表明兩岸的分治，只是暫時的，過渡時期的現象，經由兩岸共同的努力，將來必然會再度走上統一的道路。
－在國際間，擱置了與中共的「中國代表權」爭議，而代之以較為務實的「平行代表權」主張。
(二)在民間交流方面：
八年多來，政府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採取漸進的方式，逐步開放兩岸民間交流項目。截至目前為止，政府已通過一百五十餘項交流開放措施，其範圍是涉及全面的，每一項開放措施都代表兩岸關係向前邁進一步，點點滴滴累積的成果，使兩岸關係更為密切，這是有目共睹的。
－兩岸文教交流範圍由學術逐漸及於藝文、科技、體育、大眾傳播交流，幾乎已遍及所有類別，而交流深度亦由人員互訪、召開學術研討會等發展至交換出版品、合作研究、技藝觀摩、傳習教練等。
－民國八十四年兩岸間接貿易二百二十五億美元；臺灣地區廠商赴大陸投資迄今已超過三萬家，協議投資金額達三百億美元。
－兩岸人員往來已有九百萬人次，以人道為考量的開放措施幾乎都已優先通過。函電往來亦累積至億封（通）上下。
－由人員往來、貿易、投資、郵電等各項具體統計數據顯示，八年多來兩岸民間交流的成長速度，已超過同一時期我國與世界其他各國關係的成長。
去年，政府相關機關依照行政院連院長提出的「經貿為主軸」指示，大幅開放大陸物品進口，並朝向原則許可、例外禁止的負面表列規劃，對於大陸經貿專業人士甚至包括官員來訪亦大幅開放，並於五月間提出兩岸經貿互補互利的境外航運中心措施。自六月以後，雖然中共發動「文攻武嚇」，我們仍然維持兩岸民間交流，不使中斷，繼續研修（訂）相關法規，開放大陸地區環保、財金專業人士來臺，修正大陸地區產業技術引進許可辦法，擴大兩岸金融業務往來範圍，擴大開放大陸半成品進口，並開放大陸影視節目來臺及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臺研究。這些具體措施對兩岸關係的維繫和促進，大有貢獻。
(三)在兩岸協商方面：
兩岸因民間交流日益頻繁，不免衍生許多事務性的問題，這些問題都直接或間接與人民權益相關，因此，在擴大兩岸民間交流的同時，必須藉由兩岸協商早日解決各種事務性問題。回顧八十二年四月兩岸兩會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簽署了四項協議，建立雙方制度化的溝通、協商管道，使彼此能逐漸適應透過協商解決問題的互動方式。近年來，兩岸兩會依據辜汪會談簽訂的協議，針對相關議題，舉行過十次不同層次的協商，在觀念溝通和共識的建立上，已有相當進展。
去年二月行政院連院長提出兩岸將進入「協商時代」，主張以協商代替對抗。四月間我方復主動建議召開第二次辜汪會談，並主張往後兩岸會談應予定期化、制度化。五月底並在協商架構上予以調整，由政府官員參與辜汪會談第一次預備性磋商。原本預定於七月間舉行正式的辜汪會談，卻因中共藉李總統訪美為由，於六月十六日片面延後。
兩岸問題的本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差異，這是政治問題，非軍事手段所能解決。因此我們仍敞開協商大門，不斷呼籲中共儘速恢復兩岸各層級的溝通與協商，除希望加速解決交流衍生的問題而外，如雙方有意願，也可就政策性議題溝通意見。這些做法均在在顯示出我們的善意和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