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汪道涵發表紀念“汪辜會談”八週年文章
八年前舉行的“汪辜會談”，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海峽兩岸最高層級的會談，標誌著兩岸關係進程中歷史性的重要一步。八年來，“汪辜會談”及海協與台灣海基會的一系列商談與對話，成為促進兩岸交往、改善兩岸關係的重要標誌。
“汪辜會談”之所以成功舉行，取決於雙方以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的歷史責任感，以誠意和善意構建了兩會交往與商談的共同基礎，這就是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沒有這一共識作基礎，雙方是不可能坐到一起來的。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達成的兩會共識中，海基會向海協表示“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海協向海基會表示“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雖然雙方對於實現國家統一前的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對於“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態度是一致的；雙方承諾的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態度，暫時擱置的是對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爭議；并且願意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暫不涉及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情況下，平等協商，共同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汪辜會談”能夠產生政治互信并建立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的基礎。
“汪辜會談”的歷史性意義，在於它充分體現了海峽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客觀現實。我與辜先生數度握手，凝結的是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昭示的是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割。它具體地說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雙方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裏共同的態度。在這樣的態度下，雙方可以以求同存異的精神解決一些政治問題，可以暫時擱置一些政治爭議，也可以就政治分歧坦誠地進行對話，這才是兩岸中國人平等協商的具體寫照。江澤民主席多次指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對辜振甫先生講的關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八十六個字，去年以來錢其琛副總理多次闡述的“世界上祗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都是“汪辜會談”歷史精神的體現。我念茲在茲的，就是一個中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八年的風風雨雨將兩岸關係送入新的世紀。在經歷了“兩國論”的分裂逆流和台灣政局重大演變後，“汪辜會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昭示它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啟示意義。當前，兩岸同胞強烈要求穩定和改善兩岸關係，關心兩會何時恢復商談。我們也同台灣同胞一樣，由衷地希望兩會儘快在一九九二年共識的基礎上談起來。但是一年多來，台灣當局新領導人始終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一再否認一九九二年兩會共識。在此情況下，兩會對話與商談難以在“汪辜會談”的框架內繼續進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珍視一九九二年兩會共識，并要求在此基礎上重開談判，維護的是“汪辜會談”的既有協商基礎和豐富成果，沒有對兩會復談提出任何新的、超出“汪辜會談”之外的要求。而台灣當局一方面表示尊重“汪辜會談”、希望重開對話，另一方面卻以各種藉口否定、歪曲兩會共識。他們實際上是給兩會重開談判提出了一個無理要求，即“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不必承認，兩岸商談不必在“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的框架內進行。這種企圖改變“汪辜會談”和兩會商談基礎的做法，給兩岸重開談判設置了嚴重障礙。這不是什麼“擱置爭議”、尋求和解，而是製造麻煩、製造緊張。以什麼為基礎重開談判的問題，是關係到是維護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還是搞“台獨”分裂的民族大義問題。我相信台灣同胞對此是看得很清楚的。
歷史昭示著未來。堅持一九九二年兩會共識，以恢復兩會協商基礎，才能真正接續“汪辜會談”開創的對話與商談機制，才能在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實事求是、求同存異的精神下，增強互信，積累共識，使兩岸關係盡早得以改善和發展。台灣當局如果真有對話的誠意，就應該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一九九二年兩會共識，以實際行動為重開兩會對話做出自己的努力。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社，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