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委員會-1999年(臺灣與大陸的關係)

在文教活動方面，幾年來雙方的交流頻繁，所延伸的「觸角」也十分廣泛。文教活動在起初的時侯，大部分是開學術會議的人員參訪，但至近期，活動逐漸走向互相合作，如雙方學者應聘至對方學校講學等。臺灣地區已有數十所大學校院與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建立學術合作關係，交流項目包括師生互訪、培育研究生，交換資訊，舉辦研討會、專案研究、合作研發產品等。這些合作因為法令不全都還沒有經教育部准予核備，未來法令完備後，兩岸在教育上的合作必定更為密切。

在科技交流上，也從早期的民間探親開始，逐漸發展到學者專家在專業技術上的研討及依項目進行的科技研究，項目包括物理、化學、統計、海洋、地質、地震、能源、考古、環保、石化、光電等。

除此之外，兩岸在藝術文化上的交流也相當多面性，在新聞、宗教、體育上的交流合作也相當普遍。

整體而言，這些在教育上，藝術文化上、科技上，乃至新聞、宗教、體育上的交流合作都為對方與己方帶來不少好的訊息及成果，因為這些交流合作的動力源自於尋求利益互補。舉例而言，在科技方面，大陸的優點在於基礎科學的研究，而我方的優點在於應用科技的開發，雙方如能合作研究，擷長補短即可另創新猷。在藝術表演上面，大陸長於傳統，而我方則勇於創新；在學校教育上，我方學風自由，學校水準一般優於大陸，但在體育上，大陸體壇人才輩出，領先我方甚多，在這些方面推展交流合作，可以有互補互惠的效果。

在經貿交流方面，雙方得利的狀況更為具體。首先我方對大陸的投資不斷增長，已成為大陸「外資」的第三位，對大陸經濟力的提昇，無疑的提供了極大的貢獻。但從另一角度觀察，臺灣也因在大陸的投資而獲得了極高的利益，由歷年兩岸貿易金額成長率看來，大陸地區已成為臺灣的第三大貿易對象，僅次於美國與日本，而從民國八十年之後，直到八十七年，大陸都是臺灣的最大出超地區。

政治因素影響兩岸交流

有這麼大的誘因，又有這麼多的成果，兩岸的民間交流，是不是真正水乳交融，毫無間隔矛盾？不然，多年來的兩岸交流，其實是在一種陰影之下進行的，這陰影時大時小，小的時侯作用並不明顯，大的時侯就掀起狂風暴雨，不但吞噬掉兩岸民間辛苦經營起來的交流成果，甚至隨之而來的一個相反的力量，硬把兩岸愈見親密的現況帶回從前相互敵視、仇視的地步。

這個陰影就是政治的因素。兩岸的交流，源自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後來逐漸增添了經濟上的好處，彼此依存，形成十分融洽十分自然的合作關係。要使這種合作在穩固的基礎下變得更大更久，就不僅僅是感情的事，必須有完整的法令來保障這個合作，有協商的管道及仲裁的機構，來處理雙方交流合作發生的所有問題，這就有賴雙方政府在施政上的配合乃至支援了。

目前兩岸的交流合作尚停留在民間的階段，還沒有進入政府的層級，雙方政府對民間的交流活動，基本上都抱著歡迎及肯定的態度，但囿於政治因素，政府之間並無直接往來，這使得民間的交流合作，無法秩序化、制度化的進行，一旦政治的歧異被凸顯，交流與合作只得中斷，辛苦的成果終將化為灰燼。舉例而言，兩岸關係和緩而漸入佳境是以民國八十二年四月的辜汪會談為高潮，海內外都對這次會談抱著極高的憧憬，認為兩岸從此之後將拋棄對立，逐漸走入正式的協商時代，但中共在我進行首度直接民選總統前後，屢次向臺灣附近試射飛彈，試圖對我打擊士氣、干擾選舉，這種狀況，確實使兩岸關係為之倒退，非僅如此，中共的舉動，已影響東亞地區的均衡態勢，世界各國均表示不安及關切，八十五年三月間，美國曾派航空母艦巡弋臺灣海峽附近海域，以嚇阻大陸可能的對臺軍事冒險。

中共霸權式的主權觀念

造成這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最主要是中共對臺的政策一直以霸權心態看待兩岸主權問題，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即是他們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中共和他的一「省」絕不能平起平坐的在會議桌上談判，也因為如此，我方不可有國旗和國歌，臺灣如參加國際活動，必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分子的身分參加，不可標舉國號等等，在這個狀況下，大陸當局不接受以實質的對等方式與我方談判，一切事務性、功能性的問題如牽涉少許「主權」問題，一定觸礁，對方一定想盡辦法杯葛到底。這種主權觀念，一方面混淆事實，另方面在執行的時侯又矛盾百出。證明在眼前的狀況下，以過時的主權觀念處理兩岸問題是極為不智的。

事實上，臺灣自馬關條約割予日本，而於民國三十四年由中華民國光復以來，一直是與中國大陸分治，目前中華民國政府轄區雖然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小，但係十分有效的治理臺灣並被人民擁護，中華民國雖然受中共打壓，但依然與世界上不少國家維持著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全世界的人民都認為(即使他們政府與中華民國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擁有臺、澎、金、馬的有效管轄權，它的法律，它的行政乃至國會制度，完全與中共無涉；它的金融稅務，它的社會生活方式可以說與大陸大不相同。於西元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華民國，較中共於西元一九四九年始佔據大陸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早，中共硬要把在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當成它轄下的一個省，根本是強詞奪理。

中共為發展經濟，熱切希望臺商投資，但臺商在大陸投資的時侯，難以得到中共以「國人」相同的照顧和優惠，而大部份以「外資」或「外商」的方式來看待。雖然，近來中共有關方面曾對此問題進行檢討，有意對臺商採行「國民待遇」措施，惟大陸幅員廣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地執行情形並非一致，目前大部分之旅館以及參觀門票的收費仍高於當地人，而與外國人相同；臺胞在大陸的居留、旅行以及就業都受到與本地人迥然不同的限制，在在說明中共試圖將臺灣視為其轄下的一個省，但執行起來，卻又自相矛盾。

中共以飛彈警告臺灣不要搞「臺獨」

另外，中共於我首屆人民直接總統選舉前後，屢次向臺灣地區發射飛彈，據中共所說是「警告」臺灣不要「搞兩個中國」及「搞臺獨」，但中共的舉動已引起國際憂慮，已成為影響亞洲區域安全的國際問題。中共對我臺灣人民動用如洲際飛彈之類的戰略攻擊性武器，對臺灣人民的情感造成極大傷害。

國際間沒有一個國家認為中共對臺灣的飛彈威脅只是「中國」的內政，而非國際的問題，問題是中共即使用了這些震驚國際的手段，臺灣地區依然如期並順利的完成了大選，民選的總統也如期就職。

除了中共霸權姿態的政治因素之外，影響兩岸民間交流的另一個瓶頸就是大陸社會所發生的諸多不合理及不穩定現象，這個不合理及不穩定現象包括它的文化、經濟乃至政治結構，假如這些現象不能改善甚至排除，兩岸的交流合作要走向能水乳交融，恐怕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雙方人民都發現他們的文化差距頗大

以文化方面而論，兩岸同文又同種，這種源自於民族、種族之間的血緣關係，原是推動交流的最大動力，然而不可諱言的是，當兩岸在交流了一段時間之後，雙方人民都發現他們的文化差距十分大，譬如在臺灣大家使用傳統的正體字，而大陸社會則使用的是中共改革的「簡化字」；臺灣使用的是國語注音符號，而大陸則使用源自羅馬字母的「漢語拼音」；臺灣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基本上是抱持著肯定的態度，而大陸因受共產思想的統治，又加上連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總抱著批判和否定的態度。其次，臺灣為一海島，媒體開放又接受並消化比較屬於世界性的思潮，而大陸則是幅員廣大的地區，交通不便，加上中共對媒體的嚴密管制，比較無法接觸世界的訊息，在這種情況下，臺灣人民與大陸人民在交換資訊與思想時，會發現兩者之間存有極大的差異。

中共近數年來的經濟發展，也帶來了相對的不穩定因素

大陸經濟這幾年蓬勃發展，使它的「國力」也上升不少，世界上頗多國家嚮往大陸十二億人口的廣大市場，希望在其中得到利益，因此雖然對中共的政策不滿，依然與中共維持一定的關係，其中甚至不惜犧性與我方的關係以討好中共。但中共近數年來的經濟發展，也為大陸帶來了相對的不穩定因素，其中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金融體制的問題、失業問題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不僅如此，經濟發展又帶來城市與農村，沿海諸省與內陸諸省之間的矛盾，這些問題既多又複雜，牽涉的層面又廣，處理不慎，就可能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衝擊。

這樣的環境也許「商機」極多，但如追求永續經營則困難重重，大陸經濟市場這種不確定的因素，當然也影響到臺灣民眾赴大陸投資、設廠的意願。再加上中共不願視臺灣為一政治實體，不願在臺商保護的立法及其他措施上與我方協商，更使得臺商在原不穩定的合作關係上多了一層險阻，與同樣投資的外商比較，臺商幾乎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兩岸的經貿合作雖然熱絡，但一直沒有辦法變得「正常化」，是這個因素使然。

大陸與臺灣的政治結構差異懸殊

以政治結構而言，大陸與臺灣的差異更為懸殊。在臺灣民主政治已有相當發展，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均由開放式的選舉產生，地方議會，也是由直接選舉產生，因此政府施政及立法，均有強烈的民意基礎，加上輿論自由、媒體開放，人民可以透過多種管道、採取不同的方式監督政府，而政府也必須博採眾議，不可獨斷獨行。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政府施政必須顧慮周到，在速度上就比較緩慢，而在立法方面，必須依照一定程序，一有問題必反覆辯論，通過表決，故法律定案，往往費時甚久，表面上這樣的政治似乎較缺乏效率，無法應付比較突發的事件。其實，政府因為經過明確的授權，反而可以在職權範圍之內充分且適當的處理一切事務，這是民主政府也可以應付危機的理由；唯一比較緩慢的是立法，但凡經一定程序而定案的法律，任何人都須嚴格遵守，無一例外，民主立法，其實是使法律明確而有效的唯一辦法。

在中共統治的大陸，則與此相去甚遠。首先大陸是一個以黨領政的「國家」，由於以黨領政，中共黨中央的決策權力超過「國務院」，中共黨中央的軍委會的權力超過「國防部」，而中共中央的領導系統，不是經過任何民主的方式產生，而是派系傾軋以及利益分配雙重因素之下的產物，也許由一人領導，也許由集體領導，只是看權力集中的狀況來決定，沒有政黨更替，也沒有良性競爭，假如「中央」抓得緊權力，則領導權可以十年乃至數十年不換，假如有什麼不測，則可能隨時由另一派或另一人來取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大陸政權的穩定性就十分值得懷疑。

大陸也有形式上的民意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中央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很少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大都是由各級中共黨部所「委派」，大陸除了各級的「人民代表會」(簡稱「人代會」)之外，另有所謂「政治協商會」(簡稱「政協」)，等級與「人代會」相等，重點放在黨派之間的政治協商，但大陸除了共產黨之外的其他黨派，在政治上根本沒有任何權力可言，集聚一堂共商「國」事，其實是由中共一手導演，並沒有任何實質的民主作用。

大陸法令的制定，並不是經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反覆辯論，最後經過三讀的立法程序來完成，大多是由中共中央全面操控，而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蓋章認可罷了，所以大陸民眾也戲稱他們的「人代會」只是中共的「橡皮圖章」，如此立法，沒有任何的民意基礎。

不過，在一九九八年三月舉行的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換屆選舉，則有了若干與以往較為不同的表現。「人大」代表對黨的提名人投下高額反對票（如李鵬當選「人大委員長」獲得的反對票和棄權票即高達326票，十九名「副委員長」的選票，提名第三的姜春雲得票為倒數第一）即令人耳目一新，當然，這些極小幅度的變化，並不足以改變「橡皮圖章」的角色。

大陸制定一種法令，其速度很快，表面上看來效率奇佳，但由於法律是由政策決定而產生，政策一變，法律就可能也改了；法律就算沒有修改，而由於大陸依然強調「人治」，執行法律的寬鬆或嚴格，一切由領導人來決定。

從這一點看來，臺灣和大陸的差異十分巨大，這些文化上的、經濟上的、社會上的乃至政治結構上的差距，在兩岸剛開始接觸的時侯還不覺得太嚴重，在長期接觸，甚至在商討合作的時侯，就分明的呈顯出來。

其實這種差異是可以想像的，兩岸隔絕了五十年，不同的政治體系，不同的教育和文化環境使得兩岸形成差距，如果雙方面能夠坐下來，好好討論，互擬對策，相信這個差距會逐漸縮小，但由於前面所述的政治問題陰影，使得兩岸民間在自然化解畛域的時侯遭遇到相當的阻礙。

兩岸的互信基礎不足

當然，兩岸交流的阻礙，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共對臺灣民間部分人士近年來發展出來的一種與中國大陸分裂的政治主張，深感恐懼，於是祭出民族主義的大旗，運用各種手段阻止這種主張的蔓延，他們認為必要時必須採取武力的手段，如果這個手段傷害到兩岸交流合作的氣氛，中共也認為在所不惜。

中共對臺灣部分人士的分離意識極為敏感甚至恐懼，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中共傳承中國歷史傳統的看法，認為中國歷史自秦漢之後就形成大致統一的局面，在政治思想上形成一個以統一為正統，分裂為非正統的觀念，這個觀念自不允許原屬於中國的領土脫離而分裂出去；其次，中國大陸除了漢族之外，另有其他民族數十個，現雖共處在大陸這塊土地，並非沒有矛盾及衝突存在。晚清以降，外國勢力進入中國，往往各劃勢力範圍，鼓勵其範圍內的民族脫離中國，尋求獨立。二次大戰後，中國原則上已擺脫列強的控制，但各民族之間加上以前列強所劃的「界限」，文化乃至經濟上的隔閡，仍使中共在面對民族問題時不得不小心翼翼，深怕稍一不慎，引起不可收拾的亂局。近年以來，西藏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的事端不只一件，因此，中共認為臺灣如果分裂出去，勢必對其他民族的分裂意識乃至獨立運動形成嚴重的催化作用，因此絕不能在口頭上或行動上，容許臺灣製造「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

但臺灣為求生存，為拓展外貿，自不免與世界各國建立關係，有時不可避免牽涉到政治層面的事務；而民眾與大陸交流愈久愈深，愈知道兩岸為不同的社會，生活方式與政治體系都不一樣，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都贊成維持目前的狀況，與大陸可以保持往來，但絕不可與目前中共政權統治之下的大陸「統一」。另外，因為，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即為一獨立自主的國家，臺灣、西藏和新疆三者的政治地位並不能相提並論。

要使兩岸的關係穩定發展，了解和信任是最為必要的，可惜目前兩岸的互信基礎十分脆弱，大部分原因在兩岸長期以來的政治走向不同，社會的發展也各異其趣，臺灣為生存與尊嚴的緣故，自不能接受中共的擺布，而中共認為臺灣的所有作為都是在尋求與大陸分離，所以對臺灣處處打壓，兩岸在政治上形成的對立遠比共識要多，讓兩岸民間累積了好幾年的交流成果，往往可能因一兩件看起來並不重要的問題而消溶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