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委員會

█ 「十六大」確立總政策方針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期未來20年內，使大陸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
█ 黨章修正社會主義基本論述。擴大中共執政基礎的「三個代表」理論載入，與毛、鄧理論並列。江澤民掌握意識形態解釋權。
█ 政治報告宣示積極穩妥進行「政改」，首度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以推動黨大會常任制作為黨內民主重點。
█ 人事更替平穩過渡，幅度為建政以來最大，權力傳承朝向制度化發展。地方首長大批進入中央政治局，有助政策協調與推動。
█ 9名政治局常委顯現派系利益妥協痕跡，曾慶紅掌握黨務關鍵地位，江系人馬恐將牽制總書記胡錦濤決策權。政府職位須至3月全國人大會議底定。
█ 江澤民可能於未來數年續留任中央軍委主席。傳媒排名仍為頭號領導人，現階段仍居核心指導地位。
█ 中央政治局會議內容首度向外界披露，胡錦濤曝光率持續上升，展現親民扶貧形象。
█ 新一代領導務實注重改革績效，惟須面對體制積弊及經社危機等重大挑戰。貪腐愈演愈烈，危及共黨執政地位。

2002年10至12月大陸整體政治情勢基本平穩，暗藏波濤。中共第十六屆黨代表大會及十六屆一中全會於11月8至15日舉行，對新世紀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黨的建設作出戰略部署，圖以創新思維強化執政能力。權力大換班黨內高層有分歧意見，江澤民運作李瑞環退出政治局常委，江、胡形成權力雙軌制，曾慶紅關鍵地位凸顯，胡錦濤在接班困境中致力逐步展現施政新風格。新一輪省、部級領導換班展開，系列年終工作會議規劃2003年政策方向。

「十六大」前中共致力營造內外穩定情勢。人事部署方面：38個選舉單位於年中選出2,120名黨代表，其中大專以上學歷者佔91.7%(「十五大」時佔83.5%)，年齡55歲以下者佔63.1%(「十五大」時佔63.5%)。自2001年9月開始調整的新屆省級領導班子亦於6月中旬全部選出(率皆成為「十六大」中央委員。換屆特色為平均年齡降低，東西部跨省調配頻繁、中央調至地方、學歷提高、多具有企管經歷或經濟專業背景等)。據悉在曾慶紅主導下，中共中央曾組成上千人的調查團，下到各省市進行民意調查(任用基準強調「靠得住、有本事」之政治忠誠度，而非民意支持度。劉彤，「江澤民架空總書記奪軍權」，開放雜誌，2002.12，pp.11-14)。

思想部署方面：江澤民多次提出「十六大」最重要的準備工作就是理論準備，圖以「三個代表」理論突破尋求共黨長久執政的利基(8月下旬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適時出版，為其第二本理論專著[第一本為去年11月出版之論黨的建設])。從2001年10月26日於中南海舉行第一次起草組會議起，江就多次下達指示，該報告總計向黨內外徵求意見達數十次，修改意見有幾百條(徐四民，「從全國政協常委會議聽『十六大』詳情報告」，鏡報月刊，2002.12，pp.22-23)。於2002年夏北戴河會議交由黨內大範圍討論，再徵求民主黨派意見後定稿。黨章修正案亦進行相應之修正。輿論管制與宣傳方面，中共發動大規模的「清污」運動(加大整頓新聞、出版、網絡、信息領域，抵制境外敵對勢力的政治宣傳和煽動，防堵各式政治謠言[尤指高層領導人更替之揣測]，抵制危害國家安全、政治穩定、社會團結的信息和敵對宣傳)。而官方傳媒為「十六大」造勢如火如荼進行，主要集中在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吹捧「三個代表」，宣揚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即江掌政13年以來)的成就等，以確保「十六大」順利召開。10月下旬江澤民訪美，意在律定未來互動框架，並鞏固其作為世界級領導人的定位。11月3至5日舉行十五屆七中全會，通過將「政治報告」及「黨章修正案」提交「十六大」審議。

11月8日「十六大」開幕式後，江澤民代表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發表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報告，反映出對江執政時期的總檢討，並在新的內外環境情勢下提出大陸政、經前景的戰略規劃(兩萬餘字，分為10個部分：過去5年的工作和13年的基本經驗、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4層面]、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建設、「一國兩制」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國際形勢和對外工作、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重點包括：

—提出「十大堅持」(1.堅持以鄧理論為指導，不斷推進理論創新；2.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3.堅持改革開放、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4.堅持4項基本原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5.堅持物質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6.堅持穩定壓倒一切；7.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8.堅持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9.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0.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總結其基本經驗就是「三個代表」(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發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前景。經濟方面的具體目標是在今後20年內國內生產總值(GDP)「翻兩番」(即增為4倍)，其具體政策內涵為：1.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走出新型工業化路子；2.非公有經濟制地位再提升，為「社會主義建設者」，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其發展；3.建立新的分配制度思維，允許資本、技術、管理及勞動等生產要素按貢獻程度參與分配，首重分配效率、再重分配公平，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得到保護；4.國企改革向大企業集中，實施投資主體多元化，逐步引入外資及國內民間資本；5.明確提出「城鄉二元結構」及「統籌城鄉發展」，以致力解決農村問題。

—積極穩妥進行政改，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設法結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要項為：1.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優化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結構、加強同民主黨派合作共事、擴大基層民主)；2.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高立法質量、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維護法制統一和尊嚴，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3.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4.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充分反映民意，建立與民眾利益相關重大事項之社會公示和聽證制度)；5.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6.推進司法體制改革；7.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8.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實行領導幹部述職述廉制度、推行政務公開、加強組織監督、民主監督、發揮輿論監督作用)；9.維護社會穩定(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加強國家安全工作)。

—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堅持黨要黨管、從嚴治黨，提高黨的領導和執政水準，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此兩大歷史課題，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黨大會及委員會制度為重點，建立健全及反映黨員及組織意願的黨內民主制度)，建設高素質領導幹部隊伍，做好基層黨建，改進黨的作風建設，展開反腐鬥爭。

黨章修正案總綱側重政黨再定位。在「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後加入「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以「兩個先鋒隊」重新定位黨的代表性)，並明定「三個代表」，與馬列主義、毛思想、鄧理論，同為中共行動指南。總綱第一段結束改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原本係為「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將「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為「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刪除「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等字眼。而入黨對象放寬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以較含蓄方式表明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此外，依據政治報告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相應修正黨章中「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和「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部分的論述。分析家認為新黨綱為中共邁向資本主義作出了「與時俱進」的實質大改變(顧爾德，「中共大改黨章，9工程師面臨挑戰」，新新聞，2002.11.21-27，pp.38-39)。「十六大」後中共高層推動撲天蓋地的學習活動，12月初組織「學習『十六大』精神中央宣講團」赴各地宣講，學習主軸為「三個代表」，其應將入憲。惟據香港文匯報披露，由於屆時十屆人大需承擔政府領導換屆，加入世貿組織後第一次機構改革等繁重任務，修憲可能延至2004年3月十屆二次會議舉行(文匯報，2002.12.16)。

北京學界統計政治報告提出了新的思想及舉措達25項之多(香港信報，2002.12.20)，顯示中共高層致力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達到長久執政興國的最終目標。政治報告及黨章修改顯示的意涵包括：

1.確立「三個代表」思想綱領性地位，中共走向現代化轉型

「三個代表」顯示中共正將思想領域「非共化」(即使中共黨章仍指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從擴大黨的代表性及鞏固政權的合法性尋求永續執政的生機。其本質發生變化，已在準備面臨愈來愈社會民主黨化的前景。且顯示中共有意把社會日趨多元後的其他利益團體，置於共黨控制範圍內。未來有關「三個代表」實質內涵的擴充，江澤民將掌握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2.經濟建設將是新領導集體班子最重要的核心任務

中共領導人抓住經濟建設的中心目標，規劃躍進式的「經改」藍圖，作為維繫政治穩定的基礎。面對最有活力的非公有制經濟，「十六大」再予肯定提升。同時給予私營財富更多的保障，挑戰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接納私營企業主入黨，深化國有資產管理制(據悉，第四代領導將據以提出「國家所有，分級產權」的制度[以前是國家所有，分級管理]。香港信報，2002.12.20)。第一次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第一次將「加快城鎮化進程」與「全面繁榮農村經濟」相結合(唐文成，「政治報告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政綱」，鏡報月刊，2002.12，pp.31-33)。意涵大陸進一步向市場經濟轉型(甚至轉入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中產階級日漸壯大(「十六大」首次肯定中產階級對國家的貢獻。香港信報，2002.12.31)。但在拉攏這些社會先進力時，中共亦未忽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照顧弱勢)的艱鉅工作，俾能逐步走向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目標。

3.政治改革內涵較為充實，黨內民主先行

「十六大」政治報告有關「政改」內容較「十五大」更為豐富與完整，篇幅不短，範圍廣大，顯示自我改革意識的覺醒。然在實際操作面有其限制，絕不照搬西方模式，偏向行政改革層次，與外界期望的民主改革頗具落差。惟其中提出的若干新思考方向，頗值觀察：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意識到多元社會廣拓民主渠道的重要性)；規範黨委與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的關係(著眼釐清黨政關係)；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與民眾利益相關重大事項之社會公示和聽證制度(在決策機制、權力制約和監督上回應民意)；堅持和完善人大制度、共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制協商制(加強和運用人大、政協角色)；「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強調理性協調，緩和黨內派系鬥爭。CNN，2002.12.31)、「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博採眾制，構思大陸未來政制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專項中，中共首度明確提出以完善黨大會及委員會制度為黨內民主的具體操作重點，「擴大在市、縣進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試點，積極探索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發揮代表作用的途徑和形式」。

整體而言，「十六大」確立了經濟路線，政治改革只處於從屬地位。學者指出近年推動的「政改」包括政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法治建設、農村基層民主等皆係「外圍戰」，並未觸及「政改」的核心要目(香港信報，2002.12.31)。然而中共高層亦意識到深層「政改」不得不然的情勢，將逐步試點推動新舉措。據悉深圳將於2003年2或3月先試行「黨政分離」，主要內容為將共黨權力自行政及立法體系分出，並引進三權分立—深圳市政府、市人大及法院相互制衡。分析家認為係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膽的政治改革(Financial Times，2003.1.13 )。惟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第四代領導相關「政改」步伐料將審慎進行。

11月14日「十六大」閉幕日選舉出198名新屆中央委員及158名候補中央委員，分別按照5.1%和5.7%的差額比例選舉產生(據稱「十六大」前，中共高層組成46個考察組，並在3萬多黨員幹部中對前述人選進行民主測評和推薦。蘇松，「中共高層的全新政治組合」，鏡報月刊，2002.12，pp.26-27)。二者合計，新人達180人，大專以上學歷者98.6％，50歲以下者佔5分之1以上，平均年齡55.4歲(上屆為55.9歲)。廣泛代表所屬部門和各地區的利益，軍方中委43人，佔21.2%，候補中委21人，佔13.3%；共青團系出身者佔35名；幾個最大的國企及金融機構代表也當選中委。並選出121名中紀委委員。

11月15日召開十六屆一中全會，由出席的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委選出24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及1名候補委員)，從其中選出9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胡錦濤任總書記(其他政治局委員為王樂泉、王兆國、回良玉、劉淇、劉雲山、吳儀、張立昌、張德江、陳良宇、周永康、俞正聲、賀國強、郭伯雄、曹剛川、曾培炎，候補委員為王剛。表一)。改組中央軍委會成員，江澤民留任中央軍委會主席(延續鄧小平模式)，副主席由郭伯雄(原常務副總參謀長)、曹剛川(原總裝備部部長)出任，超過70歲以上委員全退(表二)。改組中央書記處成員，曾慶紅(接替胡錦濤)成為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表三)。改組中央紀律審查委員會成員，吳官正出任中紀委書。

「十六大」權力重組展現出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特色，半數以上新血進入中央委員會，平均年齡降低、文化水平提高、兼具專業職能。政治局委員(含1名候補委員)平均年齡60.5歲(最長為羅幹67歲，最年輕為劉雲山55歲，上屆平均年齡63.1歲)，均具大專以上學歷，絕大多數為理工科，屬於市場技術官僚。原屬黨務系統有7人，政務系統有4人(專業的黨務和意識形態幹部地位上升，行政和管理官員的地位下降。法國廣播電臺，2002.11.28)，地方系統有12人，軍系有2人。而其中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齡為62歲(最長為羅幹67歲，最年輕為李長春58歲)，較上屆降低3.3歲(上屆平均65.3歲)。

觀察家認為此次交班是中共有史以來「最溫和」的乙次，原7名常委僅胡錦濤1人留任，其他常委全由政治局委員升任，在「年齡限制」（此次以68歲年齡劃線，江意在使李瑞環去職)和「任期限制」的框架下，中共高層權力轉移已逐漸建立接班制度化基礎，惟仍見各方平衡，派系利益妥協的痕跡(據悉吳官正由李瑞環提名；曾慶紅、賈慶林、黃菊、李長春由江澤民提名；吳邦國、羅幹由李鵬提名；溫家寶由朱鎔基提名)。常委由7名增至9名，屬同一世代，集體決策色彩模式更為明顯，政策需折衝妥協，胡錦濤難具拍版定案權威。有分析家指出彼等皆受共黨教育長大，全是工程師，務實審慎，嫻熟管理系統，但乏開創精神。宏觀思維及戰略思考能力都有待加強，固必須善用智囊(梁亮，「新領導人的共性與個性」，開放雜誌，2002.12，pp.32-34)。整體而言，顯現員額增加、職能強化(將黨建、反腐、維穩等相關戰線工作主管納入決策成員)、分工細化(如將紀檢與政法工作分離)等特色(本會資料，2002.11)。

此次換屆最有特色的安排為地方勢力大批進入中央政治局，地方工作資歷成為新一代領導成員的重要特徵(除4名原具政治局委員委員身份的常委賈慶林[北京市委書記]、黃菊[上海市委書記]、李長春[廣東省委書記]、吳官正[山東省委書記]外，新增8名：直轄市長或市委書記：北京劉淇、上海陳良宇、天津張立昌，沿海省委書記：江蘇回良玉、廣東張德江；中西部省委書記：新疆王樂泉、湖北俞正聲、四川周永康[已調任公安部長]。另外賀國強於「十六大」前接任中央組織部長，原係重慶市委書記)。凸顯中共重視地方建設工作，及經濟發展決策之推動；有助未來中央與地方政策之協調，地方下情上達，另方面可強化中央的控制，貫徹政令。

隨著「十六大」黨務新職的公布，新一輪省部級領導幹部陸續換班(表四)。跡象顯示胡錦濤審慎部署己身共青團系人馬膺任要職。最受矚目者為新任河南省委書記李克強、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分別出掌大陸人口最多、及最富庶的省分)、中央統戰部長劉延東(女)，以及預定接替陳良宇任上海市長的韓正(現為上海副市長)。而安徽省委副書記沈躍躍(女)可能出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意涵胡錦濤首度對人事議題有發言權(中組部長賀國強為江系人馬)。而據悉胡在政治局會議中提出未來正、副部級幹部以58及53歲為年齡劃線，此亦有助40、50歲年富力強的團系人士進駐(The Straits Times，2003.1.7)。

政府新職需至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會議時底定。胡錦濤屆時正式接任國家主席，溫家寶出任國務院總理(據悉4名副總理可能人選為黃菊[接替李嵐清出任常務副總理]、曾培炎[分管計畫、工業、財金]、吳儀[分管外交、外經貿]及回良玉[分管農業、水利]。香港太陽報，2003.1.13）。加上主管黨務(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的江親信曾慶紅，形成「胡、溫、曾」體制。江澤民目前仍為排名頭號領導人，在其保有實質權位和影響力下，既定政策路線應不會有重大變化(其他常委方面，吳邦國應將出任全國人大委員長，賈慶林接任全國政協主席，曾慶紅據傳可能出任國家副主席[另分管黨建]、黃菊可能接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長春主管思想宣傳、羅幹可能出任人大副委員長)。

一向不對外披露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情形與政策決議，自「十六大」後由中共官方傳媒公開。11月16日胡主持政治局第一次全體會議，對學習貫徹「十六大」精神進行全面部署，同時研究政治局分工和加強自身建設的有關問題(新華社，2002.11.16)。12月2日政治局第二次會議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部署2003年經濟工作（新華社，2002.12.2）。隨後中共亦進一步公布於12月12日舉行的政治局常委會內容，研究部署解決群眾生活生產困難問題(新華社，2002.12.12)。塑造「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領導集體」用意甚為明顯(聯合報，2002.12.3，p.3)。在第三代領導政務職務未交接前，可視為胡錦濤運用此一形式增加能見度，建立「透明化」的名聲。學者統計至12月底渠以政治局活動形式曝光，約有10次(包括前述政治局分工會議、常委會會議，及政治局集體學習「憲法」會議、研究農業農村工作會議等。香港太陽報，2002.12.28)。

跡象顯示胡錦濤逐漸掌握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層面活動，其作為總書記的領導地位漸次凸顯，媒體曝光率上升。惟目前並無「胡核心」的提法，統稱「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其重要活動包括赴地方考察，展現親民愛民、民粹主義作風，及被遺忘的貧苦大眾捍衛者的形象，此舉廣獲忠誠黨員及一般民眾的稱頌(The New York Times，2003.1.12)。12月5至6日首先率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至革命勝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提醒領導幹部必須認清國際競爭的嚴峻挑戰及未來任務的艱鉅和複雜性，增強憂患意識，簡樸度日，艱苦奮鬥(新華社，2002.12.6。黨內人士指出胡講話大多數引述自毛澤東，有意表明權力基礎之由來，而非鄧或江)。2003年1月2至5日則赴內蒙考察(新華社，2003.1.5)。談話重點在於抓緊群眾溫飽問題、增加就業崗位、加快欠發達地區之發展、改善「三農」問題，加強社會保障等。渠並參加各項中央工作會議，12月中旬於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代表座談會時，對領導幹部提出「4項具體要求」：牢記使命，勤奮工作；堅持宗旨，執政為民；改進作風，求真務實；加強學習，與時俱進(新華社，2002.12.17)。其他活動包括出席中央軍委會座談會、接見外賓(與芬蘭總統晤面。與俄羅斯總統普亭通電話)、走訪八個民主黨派人士、12月4日於紀念憲法頒行20週年大會發表談話(新華社，2002.12.4。宣示要進一步樹立憲法意識和權威性。重申憲法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共黨統治的不可動搖)。

在黨務系統方面，據傳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組長已確定由胡錦濤出任，副組長為曾慶紅與溫家寶(The Straits Times，2002.12.20)。而外交、對臺領導小組預期亦將由胡接管，有助渠進一步鞏固其地位。胡雖尚未掌握全部的實質權力，惟秉持一貫審慎的姿態，徐圖在新領導集體中發揮治黨治國的作用。

江澤民親信曾慶紅從政治局候補委員躍升至排名第五的常委，接替胡錦濤出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黨校校長，掌握組織人事，居於輔佐胡錦濤執政的關鍵地位。日本傳媒指出渠很可能於3月全國人大會議時就任「國家副主席」(日本經濟新聞，2002.12.29)。分析家指出曾雖頻頻曝光，亟欲樹立公眾形象，惟渠亦認識到與其他領導人合作推動大陸改革發展前景、維繫穩定的共同利益，從近來其講話均表態擁胡即可印證。

11月29日曾於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中發表之談話，被北京政界視為反映第四代對「十六大」的評價，亦可說是代表第四代發表的執政宣言。其渠揭櫫的執政原則將從堅持「四個基本」(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落實「九個一切」(以實踐來檢驗一切、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衝破、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堅決改變、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一切積極因素都要充分調動和凝聚起來、一切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貢獻的勞動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得到保護、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泉源充分湧流)及不斷推進理論創新三大方面體現(香港信報，2002.12.27)。

預定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現任副總理)沈穩幹練，深獲朱鎔基倚重，亦開始前赴偏遠艱苦地區開展基層考察工作。渠於11月21至24日赴貴州考察，1月2至4日赴山西，看望貧農及城市困難職工(新華社，2003.1.5)。據悉渠正考慮改組國務院機構(例如可能將對外經貿部與國家經貿委合併為商務部、新設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等，香港經濟日報，2002.12.23)，期能減少國家在經濟領域的直接干預，提高監管效率。此將係20年來第三次重大的的機構改革(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3.1.6)。

從2002年底開始中共召開系列工作會議，檢討年來工作成果，並就優先須解決項目提出前瞻規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於2002年12月9至10日召開(新華社，2002.12.11)，為新老交替後第一次中央工作會議(胡錦濤、朱鎔基作重要講話，溫家寶於閉幕時總結講話)，顯示新班子將以推動經濟作為首要任務的格局(香港太陽報，2002.12.12)。

其他包括12月16至18日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提出加強和改進領導班子建設，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等。12月19至20日舉行「全國政法工作會議」，要求動員全黨、全社會力量營造穩定社會環境、嚴打刑事犯罪，加強治安防範，積極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新華社，2002.12.20)。12月22至24日召開「全國法院工作會議」，揭櫫發揮司法對社會各種利益關係所具有的規範、引導、調節和保障作用，嚴格執行任命法官審核、檢查制度，及時審理涉及整治地方保護、地區封鎖、部門壟斷的行政案件等。今年1月4至6日召開「全國檢察工作會議」，宣示加強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在加大偵查力度和提高偵查水平兩方面加強反腐敗工作(新華社，2003.1.6)。1月5至6日召開「全國人事廳局長會議」，提出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目標、人才強國戰略等。1月6至8日舉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確定解決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要以「戰略性結構調整」為中心任務，意識到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重點和困難點均在農村(新華社，2003.1.9。胡錦濤主持，要求各省市主要領導多到落後地區關心民眾)。1月7至9日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要求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思想高潮，要與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把握正確輿論導向，適當開展輿論監督(新華社，2003.1.9)。

一向被視為敢言、具濃厚改革傾向、抨擊江權威的李瑞環於「十六大」退下，成為「十六大」人事拉鋸戰中最引人矚目的結果。據悉此為江澤民、李鵬聯合運作的結果(李一再強調實現幹部新老交替，表示自身隨時可退，強烈暗示江全退。香港信報，2002.12.17；12.18)。江更改「十五大」以70歲離退的前例，改為68歲劃界，以保證「十六大」後己身政治影響力不會被挑戰。江指出李瑞環的4大問題：政治上經常與中央保持不一致、生活作風腐化、對子女家屬管教不嚴，放任違法違記、在外事場合講話隨意，有違外事紀律等(田平，「十六大權鬥內幕」，前哨月刊，2002.12，pp.10-14)。

分析家指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彼此互有不滿：江不滿黨章採用了李鵬的提議，在「三個代表」之前並未冠以江澤民的大名(而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此將成為中共正式的提法。華爾街日報社論指出此亦意味該理論在黨內仍有分歧，左派及自由派均有反對勢力。The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2002.11.19)；江、李均不滿朱屬意的溫家寶出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不滿「十六大」召開前2個月其親信高嚴(電監會黨委書記)貪腐案被揭露；朱鎔基不滿政治局常委編制擴大，與機構精簡方策背道而馳，不滿24名政治局委員中，國務院部委首長只佔3位(吳儀、曾培炎、羅幹[羅雖為國務委員，仍兼政法委黨職])，亦不滿黃菊、賈慶林的出線(香港信報，2002.12.19)，及江澤民插手干預國務院新職人事，力保黃菊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據傳黃菊積極表態意圖踩下中央屬意的李長春，李在壓力下表示主動退出，僅分管宣傳戰線意識形態黨務工作。香港信報，2003.1.13)。

黃、賈兩人任常委引起外界許多議論。賈慶林遠華案陰影纏身，黃菊政績亦有爭議。10月22日江澤民啟程訪美當天，新華社突兀地授權對外發布賈、黃兩人上調中央工作的訊息，據悉乃江澤民擔心「十六大」前該人事案遭政治局推翻，爰先對外宣示(香港信報，2002.12.19)。美國新聞週刊指出賈慶林成為黨內排名第四人物，卻是政治債務最多者，其上臺令人懷疑中共反貪的決心(Melinda Liu，“China’s Princelings Problem”，Newsweek，2002.11.25，pp.16-18)。

軍方效忠擁戴江主席的舉措在「十六大」前達到高峰，張萬年(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率全軍進行全面性的捧江運動。一般認為係江為鞏固延續軍權而排定的戲碼。對於江澤民在「十六大」的表現，西方傳媒認為從頭至尾是渠在唱獨腳戲、演出個人秀(法國廣播電臺，2002.11.11)。11月15日中共宣布江留任中央軍委主席時，海外輿論一片嘩然，一開始許多分析家指出這可能是要配合國家軍委主席的任期，至3月全國人大會議時一併交出，否則破壞黨指揮槍的原則。惟從近來種種跡象以觀，江之留任似乎並非過渡性安排，在可見一段時間內其核心與統帥地位不變。

新華社公布第十六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簡歷時，江澤民仍居首位。人民日報刊登江、胡及其他8名政治局常委照片時，江在胡之前(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2.11.26)。而有別於過去稱「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江澤民於「十六大」後改稱「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11月下旬北京軍區司令員朱啟於中共權威理論刊物求是雜誌撰文，指稱江留任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共事業發達、國家長治久安及推進軍隊建設的政治保證，反映了中共、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香港明報，2002.12.5)。言下之意似乎江將續任多年。另據悉江系人馬對外國訪賓表示，江將續任3年的中央軍委職務。惟西方媒體指出倘胡、曾不睦，江亦有可能任滿5年。

江之留任延續中共「傳、幫、帶」的傳統，及心理上擔憂失去權力的恐懼。許多觀察家預料江仍會持續掌握軍事、外交權力。傳聞多時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有可能於本年成立。加拿大漢和情報評論引述北京權威消息指出，該委員會主席傾向由外交經驗豐富的江澤民出任，曾慶紅暫時內定為副主席兼秘書長(加拿大漢和情報評論，2002.12.20)。

惟據悉中共政壇對「江澤民王朝」開始產生的微妙抗拒力，正與日俱增，亦預示江的權力終將逐漸消退。政治局常委會內部已有達成共識的跡象，進一步公開強調江的超群地位可能會減損胡威信，從而有害黨內團結，故決定不再對江公開吹捧，宣誓效忠(中央日報轉載The Jamestown Foundation專文，2002.12.15，p.6)。11月19日解放軍報報導共軍四總部於17日的集會，提出「堅決聽從黨中央、江主席的指揮」。11月20日人民日報(刊出新華社通稿)僅登出「確保全軍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香港信報，2002.11.27)。該一情況耐人尋味。

在江澤民實質權力位階高於胡錦濤，外界形容為「權力雙軌制」、「槍指揮黨」、「接班困境」的局面下，胡深知需巧妙審慎處理與江關係，自我約制。據紐約時報引述中共高層官員所言，胡於「十六屆一中全會」祕密會議中宣示，今後在重大事務上將向江澤民尋求指導並聽從意見(The New York Times，2002.12.20)，「輸誠」意味明顯。江澤民於新年賀詞中則首度提出「全國人民要緊密的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被認為是「十六大」後江首度公開發表支持胡的號召，但是江避開了「核心」的稱法(香港星島日報，2003.1.1)。一般認為江胡共治的權力過渡實質期間將達3到5年，端視江核心對新領導集體的信任而定。

在24名政治局委員中，被認為屬江系人馬者有11位，另候補委員王剛亦屬江系，江澤民可以影響過半數的政治局成員(陸非，「政治大戲落幕，懸念依舊」，爭鳴，2002.12，pp.53-54)。政治局常委中則有吳邦國、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屬江嫡系上海幫人馬，加上江於「十五大」時拔擢的李長春，9名常委中有5名與江關係密切，且排名在前，權力結構向江傾斜，制約胡錦濤的決策權。

在此一情勢下，胡錦濤權威不足，權力被稀釋，係弱勢領導，而政治局常委人數的擴大，使渠需花許多精力處理決策政效能、人事關係等問題。時代雜誌傾向從權鬥角度解讀新領導班子，指出新權力鬥爭剛開始，中共將出現更多內鬥與整肅，使胡錦濤為排開江系牽制，無法專注處理江時代遺留下來的社經問題(Matthew Forney，“A Tough Act to Follow”，Time，2002.12.23，pp.32-33)。預料新領導班子初期將有一段相互磨合過程，此亦為政治摩擦的敏感期。此一情勢對胡未來施政的掣肘程度、胡江互動關係、胡如何統合黨內派系利益、能否大力安插己身人馬膺任黨政要職(如：逐步汰換屆齡省級幹部)等，深值觀察。

曾慶紅於十五屆五、六中全會兩度未能獲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據稱因黨內反對者眾)，此次躍升為掌握實質黨務權力的常委，出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更成為江在黨內的最重要代言人。據悉曾在中央委員會票選政治局委員時獲第二多的反對票(65票，最多反對票者為賈慶林，85票)(香港信報，2002.12.4)。但隨著作為曾系中心的獨立性漸增，與江澤民間不再是依附關係，而是同盟關係，江亦需透過曾來控制黨(許行，「試看胡曾兩派逐鹿中原」，開放雜誌，2002.12，pp.28-29)。遠東經濟評論則指出胡曾之間的關係將會對中共新領導班子的穩定性、大陸政局動向及投資人的信心產生重大影響(Susan V. Lawrence，“A Power Crisis Loom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2.12.26，pp.28-29)。

二、新一代領導人面臨社經危機的挑戰，貪腐勢頭難以抑遏，關乎共黨存亡

如何面對大陸快速變遷的社會和經濟情勢，化解體制結構的深層危機，成為第四代領導面臨的重大課題。彼等明瞭需以「管理績效」為基礎，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合法性。改革開放帶來的弊端，包括如所得分配不均造成貧富懸殊惡化、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差距擴大等「失衡」問題；又如下崗、失業、勞工抗爭、民工潮、社會治安惡化、市場不公平競爭、「三農」問題、金融積弊、國企改革弊端等「失序」問題。而加入世貿組織後，大陸也面臨著全球化潮流的進一步衝擊，新一代領導人的壓力相當沈重。中共智囊班子「國家長期戰略研究所」學者胡鞍鋼、王紹光與丁元竹於戰略與管理第三期向中共發出警告(原文題目為「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刊出時遭大量刪除敏感的文句與內容)，指出大陸危機四伏，動亂隨時可能發生，若任令情勢發展，不排除類似1989年政治風暴或印尼事件的出現，將付出沈重的社會和政治代價。彼等並指出大陸對現實不滿者約1到2億人，非常不滿者約3,200萬至3,600萬，「大陸收入分配變得愈來愈不平等，社會變得愈來愈不公正」(蘇仁彥，「智囊預警，六四事件可能再起」，開放雜誌，2002.10，pp.14-15)。

根據「中國社會調查所」近在北京、上海、瀋陽、廣州、杭州等地就「十六大」亟需解決問題進行調查，高達71.8%民眾認為社會保障中醫療、失業、養老、教育依序是最不完善者(另有4成3期望進行「政改」。本會資料，2002.12)。中共新領導層亦意識到社會保障為拉攏民心的首要工作，爰於「十六大」後即刻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部署。據新華社報導，至2002年底大陸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鎮居民達到了1,985萬人，全大陸首度實現對城鎮貧困人口「應保盡保」(新華社，2002.12.22)。惟中共如何在向資本家利益靠攏時亦全面顧及弱勢人口的需求，殊值關注。

貪腐涉案官員多、層級高、金額大、集團性、手段多樣，影響行政效率，破壞經濟秩序，導致幹群關係緊張，間接造成國企破產，工人下崗，形成社會不安之重要根源，大陸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卡內基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裴敏欣指出，對新一代中共領導人而言，未來共黨存續與否的最大考驗在打擊貪腐(Financial Times，2002.12.10)。「十六大」會期間，貪腐問題為黨代表討論的熱點。江澤民宣讀政治報告指出：「倘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此段講話獲得最持久熱烈的掌聲。中紀委工作報告指出，從「十五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86萬餘腐敗案件，處分廳(局)級幹部2,422人，省(部)級幹部98人(新華社，2002.11.14)。若從近10年的統計以觀，共有151萬多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縣處級幹部49,000多人，地廳級以上幹部4,100多人(僅2002年立案審查的貪腐案即達36,000多件，情節嚴重的行賄案件比前一年上升39%。本會資料，2002.12)。而政治領域內因職務犯罪導致的腐敗案件以平均每年1萬件的速度增長(伊銘，「人民期盼建立清明吏治」，鏡報月刊，2002.12，pp.38-40)。顯示貪腐對大陸政經前景與政權維繫的嚴重威脅。

中共對貪腐問題高度重視，最憂慮喪失執政地位，設法提出各項行政管理及監督手段因應，亟思對策提升黨的形象。包括源頭預防、有效監督(黨組監督、群眾監督)、權力制約、健全法制、責任追究、黨風廉政等，以挽救政權失落之危機。然而由於中共自身權力過度集中、缺乏監督的結構性缺陷，以及改革開放造成的經濟利益誘惑使然，「腐敗高峰期」恐將難以消退。「美國之音」指出2002年中共與工商企業間的變化，是最引人矚目的發展之一。中共已徹底擺脫工農革命色彩，正演變為一個商業味道濃重的特殊利益團體。此有助於大陸續向市場經濟過渡，同時也會進一步加劇官商勾結造成的制度性腐敗(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2.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