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 (附錄)

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心國家藍圖委員會

壹、前 言

        臺灣與世界即將一齊邁入新的世紀。

        新的世紀,新的臺灣總統,對臺灣負有使命,對世界也負有責任。

        處在東西文明交界邊緣的臺灣,既承擔著文明衝突的摩擦與不安,也扮演著國際強權之間平衡的角色。新世紀的臺灣總統,既必須確保臺灣的安全、生存與發展,還必須領導臺灣、發揮這個以移民為主體的社會所特有的活力、韌性與創造力,為下一世紀人類追求更進步和諧的文明歷程,做出具體貢獻。

        新總統對臺灣生存的使命和對世界的責任,正交會在他所領導的政府如何處理臺灣與中國的關係,這一嚴肅而艱難的議題之上。

        兩國關係的艱難,在於現實上、本質上存在的衝突和矛盾——我們希望臺灣與中國之間建立友好而善意的關係,但北京政權對臺灣的敵意與野心,卻使得雙方不得不進行零和遊戲對抗。

        我們期待中國能跨越民主發展的障礙,成為亞太地區溫和的巨人。但是北京政權的集權統治方式,卻使得雙方生活制度的差異越加擴大。

        我們主張雙邊經貿關係應該互利共榮,但是卻一方面企圖追求中國市場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一方面憂心經濟交流中帶來國家安全的外部成本。

        這些矛盾,其實是人類文明衝突的縮影。這些衝突,勢必將從這一世紀被帶入下一世紀。下一世紀臺灣總統最重要的使命與責任之一,正是透過他的中國政策,在這些衝突之中,尋求秩序的建立與穩定。

        和平的臺灣海峽、共存共榮的兩岸、合作互助的亞太區域,正是臺灣對世界應該做出的允諾,也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

        為了營造這個基礎,民主進步黨認為,以下一個世紀為起點,推動臺灣與中國關係的全面正常化,正是跨世紀中國政策的主軸。在這個主軸下,臺灣必須更堅定於主權的維護和安全的保障,同時,也必須更積極於和中國之間的交往合作,甚至為中國的進步提供協助貢獻。

        這份以「台、中關係正常化」為主軸的民進黨跨世紀中國政策,就是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之下,由「凝聚國家定位共識」、「建立穩定的互動機制」、「發展經貿合作關係」等具體主張構築而成。我們希望,臺灣未來國家領導人的中國政策,能堅持立場而又不至於保守頑固,能發揮創意而又不至於大膽跳躍,能本諸民意而又不至於空洞貧乏推卸責任。

        在矛盾中追求和諧,在衝突中建立秩序。這,正是臺灣位居亞太地區文明交會點上的使命,更是下一世紀臺灣新總統責無旁貸的任務!

 

貳、凝聚國家定位共識

  • 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
  • 臺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 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互不統治、互不管轄的國家。
  • 在不影響主權獨立與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基於相近的文化與血統根源,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應比一般國家之間更為特殊、更為密切。
  • 兩國特殊關係的走向,以及任何改變現狀的決定應經臺灣人民同意。
        現階段臺灣與中國關係的重大問題,一方面在於北京政權對臺灣採取具有領土野心的敵對政策,另一方面則在於面對北京政府的併吞攻勢,臺灣內部確立並維護主權完整的共識,卻未能完整的凝聚起來。建立國家定位的共識,將是我國擬定乃至執行任何政策的基礎工程。作為國家領導人,必須充分發揮國民意見最終整合者的功能,站在國家利益優先的立場,充分體現民意,建立共識。

        我們認為,要凝聚國民在中國政策上的共識,首要在誠實面對國家的處境,誠實面對國際的現實,確立臺灣有別於中國大陸、事實上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國家認同和國家安全陷入混亂危險的局面;也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基礎討論臺灣前途如何決定、國家安全如何確保、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如何安排、以及臺灣如何參與和貢獻國際社會。

        臺灣具有所有作為一個國家的條件,包括土地(台澎金馬及其附屬島嶼)、人民(兩千兩百萬的人口)、政府(一個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權力分立政體)、主權(不隸屬任何外國、不受任何外國統治管轄的完整主權)。即便我們的國家地位不被國際強權普遍承認,但是這並無損於國家已經存在的事實。歷次民意調查都顯示,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已是絕大多數人民的主張,幾乎沒有人願意接受北京政權的統治。持續懷疑國家主權的完整性,將造成極為嚴重的自我矛盾,不但完全悖離民意,更會因此導致國際社會認為我們自我矮化,咎由自取,使國際社會始終將臺海問題視為中國內政,製造北京政權併吞我國的藉口與危機。

        任何一個政府與政黨,都有義務誠實面對現實、反映民意,勇敢向國人和國際社會說明真相,凸顯臺灣備受強權打壓的不合理事實,讓國際社會更瞭解兩岸分立分治的現狀: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從一九四九年成立以來,從未和臺灣發生過政治關係,自然也無權參與決定臺灣的歸屬和前途。

        在主權完整的共識基礎上,我們願意和中國,從現在雙邊對抗的狀態,走向關係正常化的道路,盡最大的努力與善意,尋求改善台、中雙邊關係。

        臺灣人民雖然追求自主,但臺灣與中國有歷史、文化及血緣上的長遠關係,確是事實。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臺灣必須與中國共存,不能與中國長期對抗,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臺灣也不能自外於中國市場。唯有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臺灣安全才有保障,臺灣經濟才能充份發展。以互利共榮作為建構雙方關係的最高目標,我們應該以「兩個國家的特殊關係」界定臺灣海峽的現況。

        「特殊關係」可能對現狀造成改變,而我們的立場是開放的。民主進步黨在一九九九年五月的《臺灣前途決議文》中曾經表示,「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這就是說,只要經過臺灣全體人民同意,任何「特殊關係」都不應該事先排除,但是也都應該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

 

參、建立穩定的互動機制

        臺灣與中國之間,既存在北京政府對我們的封鎖打壓,而導致對抗僵持的局面,又存在著雙方政治體制,一為專制集權一為民主多元的落差。我們認為,在現實的重大差異中,要建立穩定的秩序,唯一可行的方向,就是在「彼此尊重、增進互信」以及「降低歧見、縮小差異」的原則下,逐步架構各種良性互動的機制。

        因此,民主進步黨認為,臺灣應該有足夠的智慧與胸襟,在短期之內,與北京政府就各項議題、從各種管道,進行對話與協商,以增進雙方理解、培養互信、降低歧見。就長期而言,更應該尋求與中國內部所有願意尊重臺灣主權完整的力量——包括個人、組織與團體合作,共同促進中國政治環境的改善,縮小兩國在民主發展進程上的差距。是以,我們將由「積極展開對話與協商」、「協商對話議題全方位化」、「溝通管道多元化」、「協助中國政治民主化」等四項主張,架構出未來的雙邊互動機制。

一、積極展開對話與協商

  • 臺灣應積極與中國展開對話與協商。
  • 對話與協商的目標在於培養互信,進而達成兩岸關係的正常化。
  • 國家主權不應成為談判標的。
  • 所有的談判結果均應獲得國會或兩千兩百萬人民同意始具效力。
        為了促進台海和平,臺灣應該積極推動和中國全面性的對話與協商。

        兩岸關係將在下一世紀進入全新的局面。臺灣不應再以舊式的思維面對中國促談的要求。我們對兩岸對話與協商的態度應由消極轉為積極。對話與協商的目標在於藉由培養互信,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以促進兩岸的和平與繁榮。我們的目標是與中國達成和解,而持續的、制度化的對話與協商是達成和解的必要步驟。只要國家主權與尊嚴能夠保障,我們應該盡一切力量,使兩岸的對話與協商得以展開。

二、議題的開放性

  • 打破「事務性協商」和「政治性協商」的區隔,歡迎就任何議題進行對話與協商。
  • 各項雙邊經貿事宜、軍事信心建立措施、和平條約等議題,均可以納入協商談判範疇。
  • 因交流而衍生攸關雙方人民權益的事項,應該優先進行協商談判。
        進入下一世紀後,兩岸的政治互動也將進入新的階段。我們應該以全新的視野展開新一輪的協商。新一輪的對話不一定要從「辜汪會談」重新開始,談判的內容也不需要接續「辜汪會談」未完的議題。

        在經貿事務方面,關於空運和海運這一經濟議題,為促進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便利台商與外商經理人員往返,我們認為可以與中國展開相關航權談判。在海運方面,我們應要求中方依照比例互惠原則,在我方開放高雄、基隆二大港口後,中方應對等全面開放諸如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等所有國際港口。以雙方直航、權宜輪先行為原則。在空運方面,我們認為關於航空客運往來,依據我方負責航線經營,利潤雙方共享的原則,與中國進行談判,是一個可以考慮提出的議題。我們將要求在兩岸通航談判中,首先保障國家安全,其次保障雙方互惠。我們希望短期內能實現雙方基於世界貿易原則下的雙方正常海空往來,在長期促使臺灣海峽成為各國海運、空運業的重要市場,一個開放競爭的、有利於包括兩岸在內的世界各國商業發展的重要輻輳之地。

        關於雙邊投資保障的議題,在雙方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際,我們認為未來雙方的投資、貿易、人員往來都將從目前的單向,逐漸朝雙向演變。我們一方面希望中國體認上述事實,另方面要求雙方就簽訂投資保障協定、互設貿易代辦機構,以及就雙方投資保障立法進行磋商。因此,短期內我們要達成與中國基於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平等性,簽訂雙方投資保障協定,中期要求中國開放臺灣在中國設立貿易代辦處,我國則願意在對等互惠的前提下,開放中國在台設立貿易代辦機構。

        在軍事信心建立措施方面,兩岸軍事衝突的風險,除了因為雙方在國家定位上的根本歧異而促成一方對另一方蓄意的軍事行動之外,還存在「誤判」及「錯估」的風險。臺灣與中國在空間上距離太近,發生摩擦的機會極高。在雙方互不信任的狀況下,偶然或意外有可能被理解成蓄意的行動,進而升高為全面性的衝突。為了避免雙方都不願意見到的情況,臺灣與中國應盡早就「信心建立措施」展開協商。

        「信心建立措施」不能保證不發生戰爭,它只能降低「無意間發生戰爭」的風險。然而,在「信心建立措施」的協商和實踐過程中,卻可以培養善意,促進對和平解決衝突的共識。

        信心建立措施的內容如下:
  • 透明化措施。包括軍事演習及部隊調動的公開、軍事資訊的公開及交換、觀察員派遣、軍事研發成果的公開、軍購及軍售訊息的公開。
  • 聯繫措施。包括建立熱線、軍事人員互訪、彼此共同參與國際性質的研討會、交換軍事學員、共同參與國際組織中的類似部門等。
  • 海上安全措施。包括海上急難救助、漁事糾紛處理、海上犯罪搜捕等。
  • 限制措施。設立緩衝區,商定台海中線遭遇行動準則

        我們承認,就雙方目前交往的現況,要談建立全面、具體性的CBM,仍有許多障礙必須克服。但如海上安全合作及透明化措施,其實難度相對較小,因為CBM的功能是透過對話合作大幅降低戰爭的可能性,代表的是對於人命安全的重視,符合普世的一般價值;所以我們認為先就對兩岸政治現狀挑戰及衝擊較有限的議題,作為談判的主要議題及標的,是較為務實的作法。

        達成兩岸就軍事安全議題進行對話,首先要強化我方對國防戰略及安全議題的文職研究隊伍陣容,一方面提供不同於軍方的另類廣泛思考,也可避免軍方的本位主義,更重要的是以平民身份參與討論而非軍職人員,較容易符合目前海基、海協兩會的討論氣氛。

        在雙方就和平協定進行對話方面,我們認為在臺灣與中國對終局關係達成共識之前,可以建立一個「過渡性對話架構」來改善雙方的互動關係。

        雙方可以就簽訂和平協定的可行性,進行長期對話。我們認為,關於和平協定,應有如下的內容,臺灣方面應該就以下原則,尋求與中國建立共識:

  • 依據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爭端,不以武力互相威脅。
  • 雙方現存疆界不可侵犯,互相保證完全尊重對方的領土完整。
  • 任何一方不得在國際上代表他方,或以自己的名義採取行動。
  • 雙方交換常駐代表團。
        要簽定這樣的協定當然困難重重,然而就此一議題展開對話卻是必須的,這些困難也不是臺灣與中國獨有的。東西德在簽定《基礎條約》之前,也曾經過冗長的談判,在簽署有關郵電、無線電通路、貨物過境收發、旅行往來之簡便措施、鐵路交通、事故賠償等十多項協定後,雙方才累積出經驗和互信。

        在因雙邊交流而衍生的攸關人民權益事項方面,則包括:商務仲裁協定、司法協助以及共同打擊犯罪等議題,應該列為雙方重啟協商的優先議題。

三、溝通管道的多元化

  • 為增加溝通,建立互信,積極與中國內部各種組織與團體進行對話。
  • 正式協商談判必須由政府主導。
  • 推動雙方正式協商管道,從兩會體制邁向官方參與。
  • 以第二軌道強化雙邊對話機能。
        在對話的夥伴方面,我們認為,下一世紀的中國,若能朝向良性的方向變化,必將走上政治與社會多元化的局面。臺灣與中國之間的對話,不能設限於現行北京政權控制下的機構與人員。為了雙邊關係正常化的長遠目標,我們應該提升廣大中國人民對臺灣的正確理解,更應該在中國社會逐步多元化的過程中,爭取任何尊重臺灣的力量。因此,積極與中國內部各種組織與團體進行對話,必須成為未來溝通管道中重要的一環。

        在正式談判方面,目前,海基會和海協會是兩岸唯一管道。我們認為,正式談判結果涉及公權力的落實,必須由政府主導,以政府或獲得政府授權的機構為唯一的談判單位。目前以海峽兩會為談判對口的民間授權形式,在協商議題全方位化之後的未來,必須逐步增加官方人員的參與,從而過渡到以雙方官方單位對等談判的新階段,以保證談判結果透過公權力予以執行的效力。

        此外,我們主張以「第二軌道」來加強兩岸的溝通。

        「第二軌道」(TrackⅡ Diplomacy)是學者專家或以私人身分參與的官員,所組成的對話溝通管道。藉著非正式的討論探測彼此的立場,從中尋求解決方案。當「第一軌道」的正式外交關係陷入僵局時,「第二軌道」就可以發揮作用。

        與其消極抵制,不如積極參與;與其坐等受邀,不如主動邀請。我們應該主動架設各式各樣的二軌會談,讓兩岸乃至亞太地區關心台海局勢的國家不管是官員或學者有直接溝通的機會。具體地說,由我方主動舉辦的會談應具有下列幾項特性:
  • 由政府支持,並指定由民間單位定期舉行。
  • 參與者應具專業性,且對政府或各政黨之決策具實質影響力。
  • 對於不同的議題,應設置不同種類的溝通機制,如針對經貿議題,可設置「兩岸經貿論壇」;針對安全議題,可設置「兩岸安全論壇」;針對偷渡、走私、犯罪等問題,可設置「兩岸司法合作論壇」;針對兩岸未來走向的問題,也可設置「兩岸國家定位論壇」,讓雙方各抒己見。
        除了我方舉辦的會談以外,也應該積極參與各種現有的對話管道。對於美方舉辦的會談如「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國議會」、「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等,我方應審慎評估討論議題、參與人選、欲傳達之訊息等,亦應爭取將雙邊會談的形式改為三方甚至多方會談,以避免訊息扭曲及相互猜忌。此外,亦應爭取加入「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和「東協區域論壇」(ARF)等國際安全論壇。

四、鼓勵中國政治民主化

  • 民主化不一定是一個自動的過程,若有經驗的提供與協助,將能讓民主的進程更為穩健。
  • 臺灣在促進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
  • 協助中國民主化,是臺灣基於民主國家對於其他國家發展民主的關懷,以及自身地緣戰略利益的考量下所做出的決定。

        穩定的兩岸關係,固然可以用協商和溝通管道的多元性來創造,然而,兩岸的根本矛盾,在於一邊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一邊依然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如果這個矛盾繼續存在,兩岸關係的穩定就只能是暫時的。要創造長期穩定的兩岸關係,臺灣就必須幫助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臺灣應該關心中國的民主化,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堅信人權與民主是普世的價值,享受幸福的人應該關心未得到幸福的人。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臺灣本身:只要臺灣身旁依然有一個專制巨人存在,臺灣就永遠得不到安全。中國的民主化不僅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也是為了臺灣人民的幸福。

        可能對中國民主發展提供助益的,當然包括西方國家、國際組織,還有海外的中國民運組織。但臺灣的角色也舉足輕重。同樣屬於受華人文化影響的國家,臺灣已經擁有相當成熟的民主制度。臺灣經驗證明了,「東方專制主義」不是華人必得忍受的宿命。只要臺灣存在,中國就難以用「文化相對性」為藉口來拒絕普世的價值觀。

        民主進步黨是受華人文化影響的國家中,唯一推動民主化成功的政黨,關於如何改變集權體制,民進黨的經驗相當豐富。我們願意與中國國內任何致力追求民主的人士與團體共同合作,促進中國政治體制的轉型。現階段,臺灣可以推行以下政策:

  • 邀請中國學界及官方人士來台觀察選舉。
  • 設立研究獎金或獎學金,資助中國學界對民主化過程的研究。
  • 擴大與中國各黨派,包括中國共產黨、八個民主黨派以及現在和未來中國各種推動民主運動的團體之間的交流。
  • 建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人士良好的互動關係。
  • 對中國正在實行的基層選舉提供協助,包括代訓選務人員、提供電腦計票系統等等。

 

肆、發展經貿合作關係

        在推動臺灣與中國關係全面正常化的目標下,我們願意對兩岸經貿關係採取更開放的態度,也希望北京政府,能從兩岸共榮共利著眼,不要再為了主權之爭妨礙雙邊關係的發展。如果北京政府一味漠視臺灣的善意,仍然不放棄對臺灣的敵意和使用武力,所有的積極政策,都將無法推動,所有的善意,也都將難以持續。

        為了具體落實本黨「強本西進」的共識,未來的兩岸經貿政策應該依循以下幾項原則:
        第一、兩岸經貿關係必須兼顧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
        第二、臺灣需要一套完整的經濟安全發展戰略,以積極管理取代臨時性、消極性的政策。
        第三、我們願意就任何議題,包括兩岸經貿問題,與中國展開協商。雙方在談判的過程中都應該要以高度的善意,共同發揮智慧與創意。
  • 兩岸經貿關係,並不是只有戒急用忍或大膽西進可供選擇
  • 強化經濟體質是兩岸經貿關係的根本
  • 應該建構經濟安全發展戰略,兼顧積極性與防禦性政策
  • 善意與創意才能創造兩岸經濟繁榮

        臺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向來是政府兩岸政策中最有爭議的一項。長期以來,國內經常陷入「嚴厲禁止」與「全面開放」二者選一的迷思中。認為不是戒急用忍,就是大膽西進。這樣子處理兩岸經貿問題的方式,過度的簡化了兩岸經濟議題的複雜性,其實是相當錯誤的。問題的癥結在於,在兩岸經貿關係中,「安全風險」及「經濟利益」同時存在。

        在經濟利益上,臺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已經是臺灣經濟發展重要的一部份。然而,在肯定兩岸經貿關係的經濟效益之時,也絕對要考慮國家安全的風險。傳統觀點把兩岸經貿和臺灣安全對立起來,認為是互斥關係。當前政府對兩岸直接通航、貿易和投資的限制,就是基於這種想法,但這些措施將越來越受到挑戰。

        以禁止赴中國投資的措施所建立起來的消極性政策,在制訂當初,或許有其特定時空環境下的需要,並且在短期間之內發揮一定的功能,但是卻很難成為治本之道,充其量只能為促進經濟體質健全的積極性政策,爭取更充裕的時間而已。然而執政黨一貫的毛病是,經常在有了臨時性措施之後,就忘了要做長期性的改善工作。因此我們主張,應該積極提昇我國的經濟能力,讓北京政府更難以採取經濟手段作為威脅我們的工具。在積極性政策得以落實而有所成效、我們的經濟體質更加健康時,目前消極禁止的政策,就可以逐步調整了。

        兩岸加入WTO之後,現行對中國的經貿限制措施也可能會受到影響。第一,我國要求中國產品必須經過第三地始可進入,是否違反WTO「一般最惠國待遇」的義務,將有所爭議;第二,除非證明中國產品對我國造成傾銷或對我國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否則現行對中國進口貨物採「負面表列」的作法,與WTO自由貿易的精神不盡吻合;第三,根據WTO「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臺灣除非與中國達成協議,在例外清單中有所保留,則應對中國的服務及服務供應者給予「最惠國待遇」及「國民待遇」,對中資來台及中國企業人員來台,加以限制將會較為困難;第四,雖然WTO並未規定兩岸航空器直航的問題,但航空客運有助臺灣發展區域營運中心,降低人員往來的成本。

        我們認為,要解決兩岸經貿的問題,就不能把「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對立起來。我們主張以「經濟安全發展戰略」來兼顧這兩大目標。

        「經濟安全發展戰略」的根本目的,是要確保經濟資源(包括資金來源和市場)的管道暢通,使人民生存的基本經濟條件不受威脅。「經濟安全發展戰略」除了要保護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外,還包括透過經濟繁榮與成長,使國家發展的方向與所需條件不受威脅。有形的基本物質條件、無形的國家認同和國家體制,皆在安全考慮之內。

        強大的經濟力量是臺灣安全的根本支柱。「經濟安全發展戰略」的根本原則是,與其消極管制,不如積極管理;與其對抗市場,不如因勢利導,以擴大市場、加強市場本身的力量來對抗風險。準此,「經濟安全發展戰略」分為積極措施和防禦措施,前者以擴大自身經濟實力的方式來降低風險,積累國民財富和外匯存底,避免財政赤字和失業問題,以經濟實力和高度生活水平來鞏固國家的凝聚性、政權合法性及國際地位;後者則以制度化、系統化的監控來降低風險,以預警指標系統、監控、追蹤等方式,維持原料市場、勞動市場、出口市場、金融市場和證券市場的穩定。具體地說,我們應該採取下列措施:

一、積極性措施

(一)加強與先進國家的經濟整合

        從「比較利益」的觀點,先進和開發中國家都值得合作,但與先進國家合作較能取得技術且較不易造成所得分配惡化,故值得優先鼓勵,對開發中國家的合作則宜採保留態度。

        1. 我國與美國、日本的貿易關係,應該超越WTO既有的最惠國待遇層次,逐步邁向雙方關稅全免,創造利於各項產品流通的環境。
        2. 對於與先進國家合作投資的產業,給予融資、貸款利率及其他優惠,並由政府 主動提供資訊和技術上的輔導與協助。
        3. 對於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合作投資的產業,應以在國內無法發展和必然沒落的產業為主。政府不需加以限制,也不需特別鼓勵。

(二)著重發展高技術、創新性的產業

        只要臺灣自身產業的發展與昇級順利,就不需要擔心「產業外移」與「產業空洞化」。只要臺灣廠商能掌握關鍵技術,在產品設計上、製造技術上保持和中國的差距,就不用擔心臺灣經濟會被中國吸納。產業昇級是臺灣的根本出路,著重發展高技術、創新性的產業,是解決兩岸經貿風險問題的根本之道。

        1. 大幅提升人力資本的素質,根據先進國家標準,把同年齡層受大專教育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2. 鼓勵研究發展,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專利權採報備制。
        3. 簡化高科技公司上市上櫃標準,開放報備股票制度以方便新興產業取得資金。
        4. 鼓勵開放研究室及其他技術服務業,以使中小企業有機會投入高科技產業。
        5. 鼓勵大學研究室和企業的合作與交流。
        6. 政府除了應該擴大既有的勞工職訓教育之外,更應該輔導和補助私人企業加強職業訓練。
        7. 政府應該對企業採取功能性獎勵措施,貼補企業進行技術研究、產品開發、人才培訓等活動,獎勵措施一體適用所有產業。

(三)展開兩岸航運談判,降低企業營運成本,吸引跨國企業來台。

        雖然WTO對航權問題沒有硬性規定,但為了降低企業營運成本,吸引跨國企業來台投資,以臺灣為經營整個亞洲市場的運籌中心,我們可以在國家安全與對等互惠的前提下,呼籲中方就航運議題與我方展開協商。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有創意的構想,例如:

        1. 在海運方面,我們可以與中方協商,要求中方依照比例互惠原則,在我方開放 高雄、基隆二大港口後,中方應對等全面開放諸如廣州、大連、上海、青島、 天津等所有國際港口。以雙方直航、權宜輪先行為原則。
        2. 在空運方面,雙方可以討論的議題是,兩岸空運航線由臺灣方面的航空公司負 責經營,利潤則由台、中雙方共享。航空客運有助臺灣發展區域營運中心,降 低往來中國經商旅遊的成本。

二、防禦性措施

(一)分散出口市場,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

        目前,臺灣有18%的貨品出口到中國市場,對中貿易佔我國貿易順差額的266%。如果增長速度不變,到二00五年時,臺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將會高達26%,貿易順差的比例更將達到300%。相對的,中國對臺灣市場的依賴度不到2.5%,對臺灣也一直是逆差。一旦雙方發生衝突,臺灣所受的傷害絕對遠高於中國。為了避免風險,應採取如下措施:

        1. 建立各產品對中國出口存依度預警系統。總出口依存度之預警線為15-20%,個 別產品出口依存度依產品性質決定。
        2. 對出口到其他國家的產品給予融資優惠、簡化報關手續及減低手續費率等優惠  ,以分散出口市場。
        3. 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強化國際行銷能力,讓臺灣的產品有能力行銷到先進 國家。
        4. 改變輸入中國市場的產品結構。目前我國出口至中國市場的產品,以零配件、 工業原料等容易被其他國家替代的產品為主,未來應該提升產品的技術層次, 反向造成中國對我方的技術依賴,提高中國對我進行貿易戰爭的成本。

(二)妥善因應中資來台問題

        1. 擴大市場規模,降低單一資本來源的影響力
        香港資本市場之所以容易被中資控制,正是因為市場規模不大。九五年底,香港上市股份市值約為三千億美元,與臺灣目前股市規模相近,而中資佔有其中20%。臺灣應該致力擴大市場規模,避免步入香港的後塵。在資本來源多元化,國內資本充裕化的情況下,中資對臺灣的影響可以降到最低。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應採取下列措施:
a. 降低外人來台投資的比例限制。
b. 加快釋出官股,加速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步伐,使民間及外資有更多投資的機會 ,避免陷入黨營事業或少數人壟斷的局面。
c. 降低上市資本額及營業額的限制,讓更多企業上市擴大股市規模。
d. 降低企業現金增資條件高門檻的規定,讓企業透過現金增資提高自有資本比率。
        2. 強化對來台中資的稽查
        目前對於中資來台,有證管會,陸委會,經濟部(投審會、商業司、國貿局),交通部、中央銀行外匯局等機關控管。但事實上,各執行機構在相互配合的預警、審查、監控、管制的制度尚未完善,且尚有漏洞。這些漏洞包括:第一,各機構獨立執行各自的業務,少有對中資的來台投資做主動聯合審查、監控、管制的動作;第二,各機構被動的執行無法主動的執行。例如、外國公司申請來台成立分公司,中資的持股比例不能超過20%,經濟部的商業司會依此規定辦理。但問題是當設立分公司通過後,中資增加其持股比例到50%以上,則商業司目前無主動監控、管制的機制;第三,目前對中資由香港、澳門來台的控制是較嚴且有效率,但對經由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來的資金,則審查較寬。未來應採取如下措施:
a. 對於來台中資的審查,應由目前「針對資本比例上限」的管制方式,改為「針對資本屬性」和「針對投資項目」的管制方式。這就是說,中資來台應保留政府得以進行審查的彈性權限。所謂「針對投資項目」,是援用WTO有關「安全條款」或「特別防禦條款」的規定,限制中資介入以下幾種產業:
—— 容易形成自然壟斷性質的產業,例如電信、電力、鐵路等基礎建設。
—— 對臺灣社會容易製造廣泛影響及意見取向的產業,例如經營電視、廣播、報 紙等傳播媒體。
—— 在我國產業結構中具有關鍵領先功能的科技產業,例如半導體業。
—— 容易影響經濟秩序穩定或製造波動的產業,例如金融業、證券業。
b. 建立外資來台的「資本最終所有人申報制度」,由與兩岸經貿、投資有關的相關機構,例如證管會、陸委會、經濟部(投審會、商業司、國貿局)、中央銀行,應共同建立一套可對中資來台或台資出去的申報、審查、監控和追蹤的制度。除了針對特殊個案加以監控外,亦應建立定期抽查制度,避免中資以匿名、借  殼、改換所有權人等方式逃避監督。
c. 對中國企業人員來台採一般准許,例外禁止的方式。但陸委會、海基會、調查 局、國安局等相關單位,應加強稽核來台人員之背景資料,規定中方人員來台後應定期向有關單位報告其行蹤。

 

伍、結 語

        展望未來,透過以上各項具體政策的努力,推動臺灣與中國關係全面正常化,是我們的期待。但是,來自中國對臺灣的敵意,則是當前造成國家安全與生存威脅的現實。如何應付來自中國的挑戰,是臺灣各政黨的主要任務。

        民主進步黨認為,臺灣安全有四大支柱:

        一、明確的國家定位
        二、穩定的兩岸關係
        三、強大的國防力量
        四、穩固的經濟發展

        四大支柱對臺灣安全缺一不可。國家定位是一切行動的根本;國防力量是國家安全的直接保障;經濟發展維持了政治、社會以及民心士氣的穩定;和諧的兩岸關係則是則是臺灣政治、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外部條件。

        四大支柱是不可分割和交互影響的。明確的國家定位界定了國家利益所在,國防和外交戰略因而得以展開;國防力量需要經濟力量的支撐,經濟發展則需要國防力量的保障;臺灣經濟受台中經貿關係影響甚巨,而經貿關係又取決於兩岸關係和諧與否的大環境。

        民主進步黨認為,正確的中國政策,必須兼顧這四大支柱,並理解和掌握其間的因果關係。唯有掌握兼而並蓄、多元並進的原則,臺灣的安全方能得到保障,也才能在二十一世紀善盡作為世界公民的義務。